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可从当地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这就是俗称的“低保”，此制度旨在解决贫困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但在许多地方，这一惠民政策却为一部分人所利用。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所作的2009年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有194个区县向不符合条件的6.29万户家庭发放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3.3亿元。有人主张，对于骗取低保的行为，应当用刑法来规制。

　　骗保花样层出不穷

　　为了骗取政府给予贫困家庭的“救命钱”，有些人绞尽脑汁。

　　最可恨的是富人骗保。

　　据报道，北京市的一位骗保者有千万元资产，坐拥多套房产，出入开着别克轿车；其妻子戴着从香港买的大钻戒，拎着十几万元的香包。这样的一对夫妻8年时间竟领了10多万元的低保金。

　　最可怕的是强权夺保。

　　广西一村干部凌某，以其父之名，全家3人领低保；村干部宋某，借其母名义，两人领取低保，其妹全家3人领低保。

　　江西省开展的城乡低保金发放专项治理活动中，自今年3月以来，竟清查出7383名基层干部的亲属违法享受低保待遇。

　　最无奈的是痞子讹保。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曾遭遇这种无奈。某两劳人员刑满释放后，街道办为其介绍的三家单位均拒绝录用此人，理由并不是因其为“两劳人员”，而是其自称曾因抢劫、贩毒吸毒入狱。而事实并非如此，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拒绝工作，赖上低保。

　　在吃上低保后，他三番五次以生活困难、新的工作单位需要交押金等各种理由，从街道办拿走数万元。“你不给，他就赖着不走。他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办事处，你给送回去，他又给你送来。”经手此事的办事员说。

　　遏制骗保困难重重

　　为什么有人将黑手伸向贫困家庭的饭碗？

　　北京市新街口社会保障事务所负责人吕秋生认为，“高收益、低风险”造就了这番乱象。

　　据其介绍，目前北京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430元。吕秋生说：“不要小看这每月430元，低保上面所附着的利益，可不是个小数目。”

　　吕秋生算了这么一笔账：一个月430元的低保；医疗补助方面，可以获得90%以上的报销额度；没有住房的家庭，每人每月有550元左右的廉租房补贴；孩子念高中或大学的家庭，学杂费用可获得减免；再加上公园免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享受优惠等等。“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每月可获得的经济利益可达2000元。”吕秋生说。

　　这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最高可以获得6000元左右的福利收益，甚至高于一般工薪家庭的劳动所得。如此之高的利益，自然令人垂涎，较低的违法成本，则使骗取低保者趋之若鹜。

　　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冯卫国认为，目前防范骗领低保的难点，主要在于调查取证难。

　　“一方面，有关机构由于人手紧，很难对每个申请人进行走访核实，另一方面，即使上门调查，如果申请人不配合，也很难查实。”冯卫国说。

　　实际上，发现骗领低保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现在城市里人户分离现象很严重，根本无法得知申请人的具体情况。居民之间也不是很了解，依靠群众监督也就不太可能了。街道办没有调查取证权，无权查人家的银行存款、所拥房产、股市财产，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拿到证据。

　　“我们街道办曾经迫于无奈，调查过有骗保嫌疑的申请人，结果，不只是无果而终，还差点被人告到法院，说我们侵犯他的隐私权，非法跟踪。”吕秋生的表情不止是无奈。

　　“即便通过各种途径最终查实确属骗保，也只能终止其低保家庭的资格。”吕秋生说，“被骗去的钱款也无法收回，因为政策没有规定哪个部门有权收取退还的低保金。”

　　调查骗保取证困难，查实之后，处罚较轻，甚至无法处理。这恐怕就是目前低保领域的难题所在。

　　如何应对尚无共识

　　有人认为，可以把所有低保对象的审核信息在网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对此，吕秋生很不赞成，“毕竟，领取低保对一些家庭来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谁愿意因贫困而为人所关注？”

　　据吕秋生介绍，曾有许多低保家庭拒绝了政府提供的子女学费减免帮助。“理由很简单，他们不想让孩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被人轻视。”

　　况且，公示之类的群众监督，未必就有效。

　　河北邯郸市一街道多户富人吃低保，名单也做过公示，但公示名单是谁结果还是谁。这种暗箱操作的假民主，在一些地方比比皆是。

　　在7月6日召开的2010年全国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的报告指出，将在33个市(区、县)试点开展跨部门核查、比对低保家庭收入信息工作。跨部门核查机制建立后，民政部门将可通过劳保、银行、证券、税务、工商、公安、住房等部门核查低保申请者家庭存款、住房、汽车、股票等财产收入。

　　但随即，便有学者质疑此举或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黄润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跨部门核查机制容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有证据证明骗保的可以查，没有证据的普查方式，可能会侵犯很多人的隐私权。对骗保的现象，应该追查和阻止，但不能以此为由，侵犯大部分人的隐私。”

　　社会保障法专家、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谢德成认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员的流动、收入的多元化、就业的多样性等现象，以及工资、税收、就业、户籍法律政策的不完善，提高了核准难度。

　　冯卫国建议，应当完善低保监管制度，严密审核程序，堵塞管理漏洞。设置收入核实与计算的统一标准，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及退保机制，防止骗保行为的发生。

　　他说，可考虑把社保、低保、就业等资源整合为一个信息平台共享，甚至可以把房产、车辆等信息纳入。此外，还需建立公民信用体系，使拥有不良信用记录者付出相应的代价。

　　“当然，这需要假以时日，短期内迅速设立相关体系不可能也不现实，我们要给政府和社会一定的时间，来应对这一情况”，冯卫国说。

　　骗保治罪的两难处境

　　当骗保者对法规制度、公众的监督视而不见的时候，有人主张，对于骗取低保的，应当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畴。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认为，对于骗领低保的，可以直接定诈骗罪。“骗领低保的人，通过编造虚假信息的方式，骗取国家的财产，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曲新久说：“只是现在很多人还都接受不了。因为骗保者的家庭经济状况一般都不佳，但尚未达到低保条件，当然也不排除个例，如北京的千万富翁骗保。”

　　在冯卫国看来，骗领低保的行为，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变相掠夺，更会加剧社会的不公，损害政府的权威，冲击国家的福利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刑法的适度介入是必要的”。

　　但在具体罪名上，冯卫国有不同看法。他说，骗领低保的行为，虽然符合现行刑法诈骗罪的构成，通过合理的解释，可以将那些情节严重的作为诈骗罪处理。但从长远看，有必要增设专门的骗取社会福利罪，把骗领低保、骗购经济适用房等所有骗取社会福利的行为纳入其中。

　　冯卫国认为，骗领低保的行为，虽然具备诈骗罪的一般特征，但也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罪的特点，它侵害的法益，不单是国家的财产权，更主要的是国家的福利制度。因此，增设骗取社会福利罪，对于国家福利制度的有效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冯卫国说，设立骗取社会公共福利罪，在其犯罪构成方面，可以考虑以下几点：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各种欺诈手段，骗取社会公共福利，且情节严重的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应限定为故意。

　　冯卫国特别强调，应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只有那些存在主观恶意、且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行为才可追究刑事责任。

　　在处罚骗领低保的行为上，国外有章可循。有的国家直接按照刑法典中的欺诈罪名处理，而更多的国家则是在相关社会福利保障法律中，专门规定福利欺诈或者社会保障欺诈的罪名。

　　据冯卫国介绍，在美国、加拿大和我国香港地区，福利欺诈都属于可以判处监禁的重罪。在美国的社会保障法中，对福利欺诈的行为规定了最高25000美元的罚金或者5年以下的监禁，而且两者可以并科；同时，对福利欺诈构成要件的规定很严格，即使行为人并未获得预期的不法利益，只要实施了不法行为，也要受到刑事惩处，同时，对某些不作为行为，如拒不向有关部门公开个人收入等信息，也可以治罪。

　　此外，美国还发起成立了一个关于处理福利欺诈的联合理事会(UCOWF)，该组织通过提供相关培训、建立专业网络、协调相关部门的行动等途径，促进对福利欺诈行为的有效预防和惩处。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刑法的适当介入是必要的，但必须把刑罚手段与其他法律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实行综合治理，才能收到控制福利欺诈行为的最佳效果。”冯卫国说。

　　吕秋生则认为，对于大部分处于低保边缘的骗保者而言，“罚款、判刑都是错误的决定。”

　　“这类家庭本身的经济状况就差，罚款罚少了，起不到警示作用，罚多了，本来还不够低保条件，一下子又给罚到低保行列中来了。”吕秋生说，“对低收入家庭骗保判刑，那就更不靠谱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一服刑，本来就少的家庭收入，直接没了。而且服刑经历既可能成为他逃避工作的借口，又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谢德成认为，不宜对骗保者课以刑罚，至少目前条件还不成熟。他说：“社会救助关系含有很强的公法因素，政府有较大的社会责任。是追究骗保者欺诈，还是追究政府失职？如何追究？这些都需要多方考量，不能一概而论。”

　　在骗保数额上，由于最低保障标准的地方性，使得骗取数额也具有地方性，对“巨大、特别巨大”等标准难以划定。在犯罪构成上，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也难以把握。“谋取了非法利益，难道就是不正当吗？如果他所得的非法利益仍然满足不了其家庭的生活，政府就有责任给予救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行为就具有正当性。”谢德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