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回升的进一步发展,部分地区的“用工荒”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的结束?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似乎与“用工荒”形成了对照。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专家表示主要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无法与市场接轨所导致的。而对于“用工荒”的出现,则引发了一场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以及对我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的讨论。
通俗的来讲,“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意味着我国有无限劳动供给的阶段即将过去,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作为依靠低附加值产品、廉价劳动力创造了“中国制造”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无疑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刘易斯转折点国际研讨会”上表示,“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结构转型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出生率、抚养比等人口结构数据的变化,表明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已经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同时人口红利正在下降,这些都预示着“刘易斯转折点”即将来临。
当然,也有专家对此抱有不同的看法,“‘用工荒’的出现以及非农行业工资的上涨并不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而可能是剩余劳动力供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的主要结论。在他看来,中国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资上升更多的是制度工资以及供给曲线上升的结果。还有一些专家对“刘易斯转折点”提出了相关的疑问。
无论“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当前最主要的“未雨绸缪”,探讨其对我国经济会带来何种影响以及从政策层面上研究如何应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重大变化。正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所言,与其估计其什么时候到来,不如考虑其对于公共政策有何启示。而正是这一变化,使得低收入群体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分享更多利益,从而改善收入不平等现象。
对于百姓而言,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让百姓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应是当前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无论当前“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来临,我国都必将面临“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所出现的问题,我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尤为值得关注。
蔡昉从政策的角度分析,在“刘易斯转折点”来临之后我国仍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他认为,首先,第一代的人口红利还有可以挖掘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比如取消户口制度,让农民永久性地在城市里定居下来,这将进一步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其次,政府可以创造第一代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对教育、养老和医疗等社会服务的需求将大幅增加,这些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最后,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
墨尔本大学的经济学家郜若素则表示,“刘易斯转折阶段”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包括:首先是实际工资以及收入工资占比的上升。其次,储蓄率的下降可能会超过投资率,减少中国外部账户的不平衡。如果中国经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能加速。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比较优势会转向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对非贸易品需求的上升,可能会引发通胀。
澳洲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宋立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生认为,劳动只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相比而言,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率更为重要。如果效率、专业化、国内和国际市场、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制度改革能够得到改善就会弥补人口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经济得到持续增长。在总结日本经验的基础上,他们指出了进一步增长的条件,包括:进一步专业化、扩大国内市场、发展国际贸易、投资教育和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制度改革等。结论是中国完全有可能在经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余淼杰博士赞同劳动仅仅是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投入之一,相比而言,全要素生产率(TFP)更加重要。中国经济可以依靠成功的结构转变获得高速增长,享受扩大的市场、规模收益递增、研发和创新的收益。他认为,研发投入、内生增长和贸易壁垒的降低和取消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经济在拐点之后仍会享有较快的生产率改善的收益;中国并不会因为将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丧失出口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会发生动态调整,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由8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高科技产品行业。此外,城市化、国内市场扩大的进程也会支持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
从上述专家学者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说明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还面临诸多挑战,但是我国经济仍存在快速增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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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转折点”: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
“二元经济”: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部门,二是现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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