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法律的信仰而战”，或许不应苛求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全部沿着法治的轨道发射。但是，为了让在法院从事了10年后勤工作的妻子不被清退，法官冯缤却不得不违反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官着法袍的规定，穿着法袍上访，用违法的方式“为法律的信仰而战”。而维权过程的事实证明，让冯缤取胜的“法宝”并不是其掌握的深厚法律知识，相反恰是被违规用于上访的道具――法袍：
一、与劳动局的人打架，才打出劳动仲裁。“法官告法院”的劳动仲裁，迟迟没下，超过了法定审限45天。冯缤就到劳动局讨说法，未果。遂在劳动局门口拦车喊冤，结果和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打了一架，被打成轻伤。按法律规定，没有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不受理劳动纠纷。没法袍的人恐怕不敢动手，只有超期等待。
二、案外生枝，差点维权不成反入囹圄。打架致轻伤本可以提起刑事诉讼，“作调解处理算了”，因为警方认为，两人都是公务员身份。没法袍的人，若因上访对公务人员乱动拳头，妨碍公务、打架斗殴、扰乱秩序，随便被揪住三个行为中任一个，恐怕都可能失去人身自由。
三、进最高院大门要有“领导交办的事”。在最高院信访局进门被拦，冯缤看了眼自己身上的法袍，径直往门里走，还灵机一动，反问最高院法官：“领导交办的事，需要告诉你吗？”对方打量了他一下，挥手放行。按规定，有省高院的判决书，是到最高法院上访的前提，否则就没法进去拿号。省高院连案都不给立，冯缤哪有判决书。冯缤没成为“聚集在门口”一群人之一，是因其有法袍这个特别通行证。
四、给报社报的料，是他的样子。最高法院上访未果，再返回湖北省高院。身着法袍，胸前别着法院的院徽，却高举白纸黑字的“冤”。“这个样子”引来了大量围观者，这才有人给报社报了料。
五、敲院长后脑勺，要进得去法院食堂。冯缤上访与法院的对峙逐渐从言语发展到暴力。冯缤在法院食堂用饭勺敲击院长的后脑勺。没有法袍，别说敲院长后脑勺，如何能进了法院，“望领导项背”尚且难说。
应该说，冯缤有足够的资源使用社会上通用的潜规则，通过“协调”，顺利维权。不让妻子下岗，他可以若干种规则找院长“协调”，而不用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未果，他可用通过法院搞审判与劳动局搞仲裁的业务关系“协调”，而不用与队长打架；即使妻子下岗，他可以通过找自己主审案件的原告或被告“协调”，重新安排个工作，而不用艰难维权；就算不给妻子找工作，他靠法吃法，也不愁养不了个法定的正牌妻子，而不用坚持什么信仰。难怪冯缤的一名同事评介，“按照法律，他的维权没有错，甚至他的执拗还值得赞赏；按照现实，他全错了！”甚至还有同事形容他，“一个人在败坏全省法院法官的形象。”
的确很少有法官会像冯缤这样维权，即使上访也始终紧贴着法律规定的程序路线，奔波于与立案直接相关的劳动仲裁和审判机关，没有找过党委政府、人大纪委的麻烦，甚至没有摸过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的大门。要用现实中“全错了”的方式战斗，免不了要付出“败坏形象”的流血代价，难怪冯缤也感叹，“案子能进入诉讼程序，简直是自己用‘命’换来的。”
但旁观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冯缤维权之所以能成功进入诉讼程序，决定性因素当然不是靠“命”，而是法袍。如果仅仅靠“命”来换取依法立案和公正审理，获取维权成功，相信很多人都未必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同样有“命”的他们之所以不能成功为法律而战，只是因为没有法袍罢了。
湖北法官穿着自己的法袍上访，无异于郑州动物园披着“虎皮”上门讨债――抬上自家的野兽，到河南省体育局讨还20多年前被“借走”的专用于自行车比赛的50亩土地（体育局目前拟商业开发此土地搞酒吧一条街）。如果不穿着法袍，走出法庭，踏上上访漫漫征途的冯缤也就是一个代理被清退妻子维权的丈夫――像那众多的“聚集在门口”的上访者一样，而已。从这点上说，法官穿着法袍上访，与其说是“执拗”的法官在“为法的信仰而战”，不如说是“脱庭”的法袍成功地扮演了一次猛兽――法官用法的自虐式袭击，“为法律的信仰而战”。
劳动法领域专家、北京律师时福茂认为，虽然劳动合同法规定，工作10年，只要劳动者提出，就得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然而，在他代理的案件中，由于法院碍于各方因素，这一强力保护劳动者的措施没有一例实现。可以肯定，即使冯缤这次能为妻子维权成功，那也不是来自法律在审判台上的常态正义，而是缘于法袍在上访路上的变态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