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尊严”和“幸福”的时候，要谈些什么？
每一个人，无论来自农村，还是生在城市，都希望自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都希望自己的收入能稳步提高，都渴求拥有一所自己的房子。每一个人在遭遇疾病缠身、意外事故时，都需要得到救治和保障，这一点不分贫富，不论贵贱。
仅仅谈论显然不够。公共财富如何共享？新生代农民工是否真的将成为城市的主人？社会教育的资源能否公平地遍布每一个学校？关系到每一个年轻人的就业如何来体现尊严？公立医院的改革能否真正破解“看病难”？面对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住有所居的理想如何实现？
那些代表着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大代表们、代表着不同阶层的政协委员们每年三月聚集在京城，他们讨论、争辩、赞成、反对、表决，那些经过归纳的声音会出现在最后的文件里，民众期待着这些东西真的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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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们发问，即向我们自己的生活发问。那些能够改变现状的力量，既来源于庙堂之上，也来源于社会底层。在“两会”期间，本刊采访到了众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访问了诸多来自基层的人们。我们冀图在收入分配、新生代民工、就业、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六大民生问题上，通过不同的声音来追问结果，显现共识。
因为，这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地。每一个人若能在这里找到尊严和幸福，整个社会就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也会因此科学而和谐。
百姓尊严“就差钱”
如何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人们寄望于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文｜本刊记者李秀江
同在一个城市中的人们，却似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如何把社会财富“蛋糕”分好，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两会”结束仅仅一周，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否被国务院退回修改的新闻，引发了关于收入分配方案应否提前公开征求意见的新一轮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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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不能偏废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大的亮点，被认为是着力于收入分配改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意愿。按照去年年均人民币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已逼近4000美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主要城市，人均水平更高。“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从偏重经济效益转向偏重社会效益的能力。”
“不过，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改革开放初期破除分配的平均主义，一部分群众和一部分地区先富和先发展起来，这个大局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不能再搞贫穷的公平。
周天勇将和谐社会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和谐社会，即公民都去积极地创业和创造，在此基础上，政府对高收入人群进行征税，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助，进而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另一种是消极的和谐社会，公民去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不高，国家对企业和勤奋工作的人课以重税，然后去补贴大量的不积极创业和创造的人群，这样的社会，结果必将是创业和企业艰难、财政赤字巨大、债务高企，最终难以为继。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2009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主编的《蚁族》将一个被社会忽视了许久的群体带入公众视野。
“蚁族”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来自农村和县城的比例分别达54.7%和20.7%，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目睹同学中“富二代”、“官二代”毕业后轻易进入垄断行业，刚工作不久就可以买房买车，而自己每月收入不足2000元，蜗居于十来平米的小房间，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非常深切。
这样的贫富差距，与个人的努力无关，体现的是行业间的差距，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源在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张梅颖说，必须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过大权重。它们以较小的成本占据过大的社会资源和利润，有着极不利于社会情绪的对比效应。
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迟福林建议：垄断行业收入的一部分应当充实到整个国民收入当中来，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当中重要的一块，比如充实到社会保障基金里面来，使全民能够享受；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必须采取控制；坚决扭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采取公开、公平的办法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政府要严格控制自身的行为，防止政府与民争利。”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土地征用、政府收费、政府自身的开支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政府只有严格控制自身的行为，让利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公共责任承担者和公共利益维护者。
建立工资增长机制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21岁到22岁的大学毕业生工资在“千元档”，和同龄的农民工差不多。这并不代表农民工工资有多高，而是表明大多数的年轻劳动者工资都很低廉，即便是这么低的工资，还有大量的年轻人无法就业。
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说，最近十年来，劳动报酬在配中占的比重逐年下降，每年降一个百分点，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的分配差距没法缩小。据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 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解决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问题，是决定收入分配能不能扭转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说。
“两会”期间，一项与工资有关的消息让广大工薪阶层兴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抓紧对《工资条例》的起草修订，并已写进国务院立法计划，将在年内出台。其中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职工带薪休假等保障劳动者利益的条款都被列入其中。据称这是目前级别最高的关于劳动者薪酬保护的法律条款。
有专家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工会的权力，强化工会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中的作用，美国之所以能度过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原因之一就在于重视了工会作用，使劳资矛盾能够在制度框架下得到妥善解决。
不过，周天勇认为，提高居民收入在GDP结构中的比例，关键是要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特别是发展服务业来提高就业率。要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还要从产业结构方面进行调整。
推进税制改革
如果说“两会”期间《工资条例》年内出台的消息让人兴奋，那么，曾被寄于厚望的“上调个税起征点”被否定的消息，多少让工薪阶层有些失望。
财政部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实行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目前65%的个人所得税来自工薪阶层，在起征点为2000元情况下，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只有9000多万，占比较低。提高起征点无法将那些高收入群体纳入进来。
“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个税起征点只是手段之一，与其纠缠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不如对税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此前就曾表示，大幅上调起征点的几率不大，个税改革才能消除弊端。
刘桓认为，现行分类征收个税存在诸多弊端，工薪阶层成为缴纳个税主体是不公平的，工薪收入代扣缴可以堵住漏洞，而其他隐形收入则监管不到位。同时，富人收入绝大部分来自股票、房产、金融等资产投资，企业主甚至还可以把个人消费计入公司成本合理避税，既漏税又不利于社会公平，这是税制不完善造成的。
正在修改之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思路就是通过税收手段、主要是个人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将目前的个税征收办法，调整为按照家庭为主体征收。
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政府工作报告》
劳动者报酬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
——九三学社提案：《关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新生代民工重新定义的人生
“民工荒”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工们却不慌。“新生代”农民工们选择重新定义自已的人生，但事实上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改变
文｜本刊记者孙晓青
“不去了，谢谢。”在收到汕头工长问她是否回厂的短信后，吴小玲用五个字迅速地做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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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工厂周围的田地变成了马路，变成了高楼大厦。吴小玲离开这个城市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她说：“我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
“民工荒”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工们却不慌，他们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该休息休息。“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定义。意味着新的变化正在发生，那些在城市中长大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自己人生的选择与父辈不同。事实上，当中国经济酝酿转型的时候，率先开始转型的正是这些在底层生活的人们。
除了“面包”，还要“面子”
来自河南农村的吴小玲此前在一家小服装厂做普工，流水线式的工作状态让她厌烦不已，“丝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每天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将来也不会有发展。”吴小玲说她希望进入一家大型企业，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能有升级的空间。年前她辞了原有的工作，然后每天在各种招聘会上寻找机会。“工作不难找，难的是符合要求的。”
吴小玲的心态颇具典型性，对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要的不止是“面包”。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深的体会，在他眼里，这些孩子们拥有比前辈更高的文化、更多的梦想，他们对管理严苛、生活枯燥的工厂生活越来越难以适应，他们维权意识强，要求成长空间，希望快乐工作，以能否使其成才来衡量工作岗位。
期望值增高的吴小玲们，在今年春天让南方的老板们尝到了苦头。据此前广州媒体报道，广州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三大行业，缺工最为严重，缺工量预计达15万。而今年以来，不仅是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安徽、河南、湖北这样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农民工紧缺现象。
农民工真的减少了吗？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从监测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的数量没有减少，还略有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也逐渐成为求职者的主力。数据显示，他们在广东农民工数量的比重上已经达到了全省总量的75%。而他们对于前途的期望加重了“荒”的形势。很多企业发现，原有的企业计件薪酬和超时轮班工作对他们已经很难产生吸引力了。广东惠州市长李汝求在参加人代会前，刚访问过一个毛毯厂，那里缺高级拼花工人，但工资开到4500，还是没有招到人。
在今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李兴浩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农民工人力资源评级机制的议案。李兴浩指出，从企业层面讲，应当建立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变对外来工只会“吃苦耐劳”的传统印象，对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诉求的新变化，给予切实回应。
解决户籍不如先给保障
“以前人家就叫我小康，现在已经被称呼为老康了。”康厚明笑着说。
从小康到老康的时间并不短，在重庆这座城市里，康厚明已经打拼了28年。不过，让康厚明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被这座城市承认了。在2008年，康厚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全国仅有的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
康厚明一家现在仍蜗居在单位一间20平米的简易宿舍里，屋里除了由两张单人床拼成的“大床”外，就是写字台和电视柜，卧室的外间就是班组的伙食团。但是康还是比较知足。
“在城市买房很难，城市职工缺房子可以去申请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可是农民工没有这个条件。”康厚明说。
虽然顶着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但对他来说，自己首先还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这么多年来，能在城里买套房是这个男人最大的梦想。当听说重庆在今年就开始建公租房后，康厚明一家终于看到了买房的希望。
蜗居不易，买房则更为困难。城市的房价涨得越来越高，而工资却涨得越来越慢。康厚明在平日里也做了一些调研，农民工普遍反映的问题就是工资比较低，和社会增长速度不成比例。来参加两会前，康厚明特意抽出时间去了重庆市人保局。康厚明拿到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农民工收入在500元～1000元的占25%，1000元～2000元的约占50%。
这与他平时的调研结果不谋而合，“我了解到的是，这里面大多数还是在1500元以下。”康厚明觉得工资低问题应该是今年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也是现在用工荒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工的保障问题也是调研中出现的突出现象，农民工参保养老保险的数量很低。
“其实工资、住房和社会保障这三块是农民工在城里安居的基础。很多人在强调户籍，这不是不重要，可是对于我们农民工来说，户口并不是最在乎的事，我认识的一些人在城里买了房的，就算有机会转为城市户口，他们也都不愿意，因为不想放弃家乡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只要保障到位，城市真正给予他们安居的环境和政策就可以了。”康厚明说。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谈到了这个现象，广东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在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有300万可以落户，但只有100万已经落户珠三角地区的城镇，还有200万不愿意落户。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土地与农村户口挂钩，申请城镇户口就要失去已经有的农村土地。
在今年的两会上，户籍制度改革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之一，面对中国日益加速的经济和城镇化进程，在中国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越来越备受质疑，此次参加两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户籍改革势在必行。面对很多新问题、新形势，人大代表徐增阳指出，可以将公共服务的获取条件设计为户籍以外的其他指标，比如居住时间、稳定工作、固定住所等。只要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实现了均等化，户籍制度自然就瓦解了。
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也对此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他认为，真正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的关键不是户籍问题，而应该是资源的配置问题。最关键的是削弱户籍与利益的关联，要从根本上废除这些长期附加在城市户籍上的特权，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真正从实处提升农民工的市民待遇。
真正的转变
2009年，王箫在深圳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电子厂做普工，他只做了三个月就辞职了，“工资低，也没什么发展。”
刚过完22岁生日的王箫从辽宁农村老家来深圳打工三年，一直希望能够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有着稳定而像样的工作，将来也可以攒钱买房买车。“这是奢望。我是高中毕业，但是没啥技能，理想中的工作我都不符合人家要求，而相中我的那些厂子，没啥发展，我也看不上。”王箫对此十分郁闷。
王箫郁闷的同时，另一些农村的青年正赶往中国的各个城市，开始他们的城市生活。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比起父辈来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高一些，但如果没有技能，在现实的环境里同样面对很多求职难题。在重庆大学校长助理夏之宁看来，当下的用工荒一方面是用工待遇太低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企业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农民工自身无法去适应节奏，缺乏产业升级后对于职位带来的新要求。
“农民工也需要再教育，去满足产业升级带来的新要求。”在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孔令人也如此解读用工荒问题，“很多人认为洗脚离田就能当工人，这个在以前劳动密集型的时候，不得已为之。到了现在，如果还不能转变，那么我们一定被困在产业链最低端出不来。”
技能就是本钱，没有本钱的普通务工者，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没有话语权。
王箫在四处碰壁后，终于发现自己必须再去学点什么。职业培训和再教育成为了王箫们当前最为迫切的需求。
同时，政府部门也发现了危机所在。“技术人才对于东莞来说尤为重要和迫切。”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毓全直言不讳地说。
最缺乏的地方，产生最现实的需要，东莞针对农民工的培训从2006年就开始了。东莞每年都会拿出10亿用来实施“创业东莞”工程，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李毓全认为，这种模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企业来说，政府财政资助减轻了企业培训负担，培养技术骨干和加强培训促进了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增强了技术更新改造的积极性；而对于农民工自身来说，提高了自身素质，也更加融入整个城市的文明，此外，也让他们在求职市场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和吸引力。
在今年的两会上，广东东莞培训农民工模式获得了高度肯定，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黄小同认为，“东莞培训工作最大的特点是针对性强，不是一般的学习培训，而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技能培训。”
王萧和吴小玲都试图摆脱自己只是一个“普工”的身份，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升级换代”，但他们拒绝再重复以前的工作，这种变化倒逼着企业、城市开始新的转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阐释“民工荒”问题时说：中国出现的“民工荒”问题有三大好处，第一方面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工人工资性收入、养老医疗保险等会带来积极影响；第二方面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等有关问题的解决；第三方面有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有利于推进转型升级和缩小差距。很多人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那个地方是460万人口，2009年外出打工人员是132.6万人，这是一个很大比例。” 来自邓小平故乡广安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康永恒说，“新一代农民工与上一代的农民工相比较，要求社会的公平的意识、要求自身的权益的意识、包括他们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都在增长。”
这位曾在基层工作过，也曾担任过广安市副市长的官员不无忧虑地说，“他们对社会的期待可能在一些时候超越我们社会现在的承受力。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国家政府就更应该重视我们的社会角色，更加重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
我们要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也要让农民有一个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政府工作报告》
“从道义上，从目标上，绝不能让农民工长期没有户籍，没有城市公民待遇、市民待遇这种状况长期下去是不公平的，不公道的。”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广东河源市长刘小华：民工荒折射出的“好信号”
对于全国这次颇受关注的“民工荒”，刘小华认为反倒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诸多“好信号”。
文｜本刊记者胡晓生
每个单位都要挂上村，干部去村里招工，招到一个人，这个人若在3月10日之前到岗、工作3个月以上，就给干部奖励30元。工作6个月以上奖励60元……
广东河源市面对“民工荒”，动员了政府全体公务员去为企业招工，在此前后他们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民工荒”的政策。
招工成为政府头件大事
河源市地处广东省东北部，以万绿湖和绝好的空气质量著称，经济总量尚比不上珠三角其他发达城市。今年春节后，全市也面临4万左右的民工缺口。对此，河源市长刘小华并不十分担忧。
河源产业发展较快，产生岗位空缺多，刘小华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劳工双方信息不对称。他最近提出一个口号：“抓招工就是抓发展”，一方面今年企业订单多，没有工人就接不了单；另一方面农村家庭若有一人出来工作，全家脱贫。因此，招工成为政府今年的头一件大事。
刘小华动员政府全体公务员去为企业招工。先摸清企业到底缺什么样的工人，男还是女？什么工种？什么要求？全部数据摸清楚之后，政府出资为企业举办了38场招聘会，并要求企业把工人的待遇、工作时间、加班费等信息“明码标价”，打消前来应聘的工人的顾虑。同时，在招聘现场让劳保部门设置咨询台，提供咨询服务。此外还提出奖励要每个政府单位都去村里招工。
对企业，政府也有了新的要求，比如要求企业必须为工人提供完善的生活设施，建设企业文化，不能随意克扣工钱等。督查大队随时会去检查，发现有不合格的企业要重罚。同时，政府也在完善公交系统，让工人能够方便地从工厂进入市区。
民工荒催生经济调整
对于全国这次颇受关注的“民工荒”，刘小华认为反倒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诸多“好信号”。首先是折射出全国范围内的全方位经济发展，特别是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明显。内地也开始引进外资企业，发展了民营企业，也需要招工。这样一来，很多农民工不用到珠三角地区，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工作。这个原因造成珠三角、长三角的用工缺口。
其次是折射出中国经济的全面回暖，订单多了，工厂满负荷生产了，加上去年裁员比较多，造成今年用工缺口。更重要的一点，刘小华对《小康》记者强调，是折射出农村的建设越来越好了。大量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房改造、农村产业发展，特别是交通愈加便利，让农村变得越来越宜居、宜业。以前农民到大城市才能享受到的生活，现在在农村也能享受，或者通过方便的交通到达县城就能享受到——城镇化的加快，造成农民不愿意离开家乡去很远的地方打工。其他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员工对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如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出信号，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挑战等等。
就业是生计，更是尊严
温家宝：“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尊严。”
文｜本刊记者苏枫
2010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说：“无论是农民工就业，还是大学生就业，以及城镇零就业家庭就业，都时刻摆在我心里。因为我认为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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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广大劳动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关乎生存，更关乎尊严的一份工作，自古以来都宝贵。中国新十年，人民需要工作，更需要工作的尊严。
继续蜗居，还是逃离北上广？
“逃离北上广”是2010年春天的一个热门话题：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堪生活重负，告别蜗居生活，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撤离至二三线城市，开始过安稳但不再有更多可能性的生活。
留下的是勇者，回归的是失败者？这一命题引起了广泛讨论。全国政协委员杨澜采访“蚁族”后表示，中国二三线城市发展快，房价低，工资水平也不错，建议“蚁族”到那里发展。
杨澜说：“我采访的四个女孩都来自外地，本身家境比较困难，带着一两千块钱来到北京，住得非常拥挤，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出去找工作，晚上天黑了才能够回来。我非常感动的是，第一，她们有非常刻苦的精神。第二，她们有一种乐观的情绪，相信凭自己的努力可以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我想说，其实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发展得非常好，发展速度非常快，倒不一定非要挤到北京、上海来。同样的工资，你住的房子可以更宽裕一点，为什么不考虑呢？”
一路从农村奋斗到北京的著名房地产商潘石屹则持相反观点：“我个人的经验是：乡里比村里机会多，县里比乡里机会多，省城比县城机会多，首都比省城机会多。与刚参加工作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你还不如说，让我们回家种地算了，那样绝对饿不死。寒窗苦、独木桥都挺过来了，苦心智、饿体肤又能算得了什么。我们不敢回家，不敢面对那一双双期盼的眼，谁让我们曾优秀过，谁让我们曾努力过，哪怕注定就是那桥下的枯骨……”众多“蚁族”在网络上说出了“大实话”：“大城市的发展机会相对还公平一点，你到二、三线城市看看，想找个好工作没有个好爹是不行的。”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拼爹游戏”是一个流行词，它并不是一种游戏，而是指当今青年在找工作、买房子时比拼的不是个人能力，拼的是父母。“70后有存款，80后有贷款，90后有老爸。”希望这句话只是对社会游戏规则的一个蹩脚注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唐钧认为，从国际性的经验看，60%～70%的全球大学毕业生都是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俗称“关系”)找到工作的，真正通过招聘会等官方途径找到理想工作的很少。这个数据在中国也同样适用。
“大学生就业确实存在问题，但问题并不像媒体和政府说得那么严重。从21世纪前后，国家政策有一个很大变化，21世纪前是统一分配，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配置就业。整个社会没有完全适应这个变化。”唐钧对《小康》说，“其实，在市场调解就业的背景下，大学生在毕业一两年之内甚至更长时间内无法落实工作，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
就业热与招生冷
“绝对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学生”。
因“谷歌门”事件走红的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长荣兰祥相当低调，但是唯独谈到学校就业的时候相当高调。这样一所专门培养技术工人的职业学校，最近两年，汽修、厨师、焊工、美容美发、电工等热门专业的学生在社会上非常抢手。
蓝翔的就业办公室很牛，与很多高校的就业办公室热衷向用人单位“推销”学生相反，最近两年，用人单位要学生，必须向学校先交“订金”600～1200元预订，然后等学校安排。“就这样，他们还不一定等到什么时候呢。”全国人大代表、蓝翔校长荣兰祥得意地对《小康》记者说。
当“蚁族”们为生计和尊严上下折腾之际，很多地方却存在“用工荒”和企业“招工难”。一边是找不到工作的“蚁族”，另一边是招不到人才的企业。中国新十年，职业教育或将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但学生的报考意愿却仍相当低。
到2020年，北京市技能人才总需求量将达400万人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需求量为120万左右，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行业仍存在很大缺口。
全国人大代表何帮喜认为，职业教育一直被人忽视。经济建设不仅需要高科技高素质人才，更需要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这才是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石。目前，我国进入职业学校的适龄学生只有不到4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例。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工人阶级国家，蓝领工作部门才是就业机会所在。
“职业教育在人力资本分流、生成、调解、储存、提升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可以使我国从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同时，职业教育还会对解决人口负担、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维护社会安定、政治稳定有着不可估量和替代的作用。”何帮喜说。
一个农村孩子，学两年技能和干两年苦力活，有天壤之别。“有技术就可以进工厂，增加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稳定性。因为企业离不开有技能的员工，非常欢迎成熟的技术人才。”荣兰祥说，“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与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有直接关系。农民工大多分布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从事的工作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渐减少。因此，必须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使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拥有立身之本，使他们在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转移中，能够转得出、留得住、过得好。”
蓝翔技校目前在校学生约两万八千人，其中80%以上是农村的男孩。最近两年有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纷纷来学技术，数控、汽车工程等专业是大学生们的首选。
针对此种现象，荣兰祥认为：“职业教育即就业教育，职业教育最关键的就是就业，是解决学生的生存问题。”据教育部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超过1000万人，职校就业率显著高于高校。
今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工作上不能有丝毫松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中央财政拟投入433亿元用于促进就业。
——《政府工作报告》
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30万人，比去年的611万多了19万，达到新高。
去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7%，这意味着73.56万去年的毕业生要和今年毕业的630万师弟师妹一起找工作。
教育公平迁变之路
“我们的学生和以前的大师有很大差别，原因之一就是那个时代的教育在那些大师的心中留下了民族精神的烙印”
文｜本刊记者张旭
2010年3月，教育，这个与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有关联的重要话题，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及“两会”召开而成为中国发展议事日程上的重中之重。在那些来自“两会”且可被视作意见的声音中，质量、教育公平、改革创新等是获议最多的内容；而在《纲要》实施的第一年，有关这些问题的建言或许正是绘制十年后中国教育发展图景的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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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4%
“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这是《纲要》里非常抢眼的一句话，除因为明确了达到这个比例的时间点，还因为4%的目标提了17年却从没实现。
对于这个17年未践的承诺，财政部给出的解释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较低。然而来自教育界的代表、委员们却无一例外地相信，现在国家“不差钱”。
“提了那么多年仍然不能实现，这里面有中国GDP增长快和教育支出需求大等原因”，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总结道，“但关键还是执行的意识不够强。”而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则直言“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比例都比我们高，难道我们比人家更缺钱吗？教育是长线投资，今天不投，明天怎么办？建设人才强国，投入不到位怎么建设？”秦绍德说，一些领导缺少“哪怕勒紧裤带也要投教育”的意识，这才是4%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然而，考虑到教育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财政的现实，实现4%所需的显然还不只是强化意识。
四川省广安市2009年GDP总额为450亿元，一般预算收入16.2亿元，后者占前者比例为3.6%。同年，广安市的财政收入为15亿元，在一般预算收入中所占比例超过92%。“这些财政收入大部分还都是从中央和省里面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永恒介绍说，“换句话讲，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资金来办教育，结果就是办不起来！4%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很重要，但是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是因为对于一些贫穷地区而言，“甚至即使投入100%，可能也仅够吃饭而已”，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汪苹如此解释，“而一些富裕的地方，根本不用投入4%就能把教育办好。”汪苹据此认为，实现4%，首先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方明确国家和地方各自投入比例的不同标准，否则贫穷地区的教育永远达不到全国平均比例4%的水平，而这样做也是为了保证教育的起点公平。
教育公平之路
与教育投入标准缺失相比，户籍造成的教育不公问题无疑令更多人深有体会。汪苹指出，非户籍人口子女入学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包括教育在内的很多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相联系，在一时难以对户籍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之前，至少可以通过弱化二者间僵化的联系来促进教育公平。
“纳税的公民应该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而公民在哪里纳税，获得税收的地方就应该为纳税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果把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和税收联系在一起，那么为某个地方纳税的非户籍人口或其子女在当地享受平等的教育服务，也是说得通的。”汪苹说。
康永恒则更加关注2009年教师绩效工资改革造成的不公平。
事实上，教师工作的内容和水平并不会因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然而绩效工资改革却要求由地方为教师筹集资金。于是，标准不统一和各地经济水平的差异便在绩效工资问题上造成了新的不公。“据我所知，比较好的地方每人4万多，而有的地方却连1万都不到”，康永恒说，“教育部在考虑有些问题的时候缺乏通盘的考虑，关起门来办教育，人民很难满意。”
作为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单位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秦绍德并不认同将“公平”作为自主招生改革的目标，但他同时强调，在自主招生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公平问题，否则，招收更适合高校培养目标进而提高教育质量这个根本目的将难以实现。
据秦绍德介绍，有些学校的自主招生，由于面试程序设置不合理，导致了不公平的现象。“几个学生同
创造性人才缺失原因何在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创造性的人才？对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教育界专家的思考结论大多指向价值培育的缺失。
在罗崇敏看来，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育价值流失和教育创造力缺失，而价值流失和创造力缺失则是创造性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罗崇敏用“学校官场化”、“学术市场化”、“学习情场化”来说明价值流失的具体表现。“学校缺少创造的自由，学术以金钱为导向，老师和学生的教、学充满情绪而缺少理性，我们的教育因此变得功绩化、功利化、世俗化。”罗崇敏说，教育体制中的价值缺失使学生疏于引领的自觉，而一味盲目地适应现实，“钱学森说没有大师人才，我认为和我们这样的教育体制有极大的关系。”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则强调，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更要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这是培育创造性人才的关键所在。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隐性知识是可以触发显性知识的知识，思想就是一种重要的隐性知识。”欧进萍说，“没有知识和能力的学生干不成事，但是有知识有能力没有思想的学生不知道干什么事，这就是缺少创造性。”
欧进萍所说的思想是社会责任和民族精神。为了培养这样的思想，大连理工大学的一项重要探索便是加强学生的通识教育，从而使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同时具备更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我们的学生和以前的大师有很大差别，原因之一就是那个时代的教育在那些大师的心中留下了民族精神的烙印。”欧进萍说。
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要抓紧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不普及不提高，国家不可能强盛。这个道理我们要永远铭记。
——《政府工作报告》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比例都比我们高，难道我们比人家更缺钱吗？教育是长线投资，今天不投，明天怎么办？建设人才强国，投入不到位怎么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
“学校缺少创造的自由，学术以金钱为导向，老师和学生的教、学充满情绪而缺少理性，我们的教育因此变得功绩化、功利化、世俗化。”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
公立医院改革难题待解
公立医院的改革，会否是解开世界级难题的钥匙所在？回归公益，要考虑现在公益性的体制能否运转起来
文｜本刊记者刘彦昆
“我告诉你一个数字，我们的一个县医院有500个职工，但每年财政给他拨款30万。”全国人大代表、广安市人大副主任康永恒说，“我们医院的院长有一次来找我，当然他是开玩笑的说，我们不要那个财政拨款行不行，只要那个110送的人不给我就行。”院长说我们不挣钱，医院怎么运转，每年的拨款连离退休人员的工资都不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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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担任副市长分管医疗时，康永恒亲历了医改的前半部分过程。“所有医疗停止拨款，全面推向市场化，结果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医院的社会定位错了，要回归他的社会公益性。”
但康永恒说，回归公益，则要考虑现在的公益性的体制能够运转起来。
什么才是“公益性”
2月，卫生部、人保部、财政部及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试点要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同时把“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公立医院的主导地位，鼓励多元化办医”作为改革重点。
有人不无疑惑：“公益性”与“引入市场机制”不矛盾吗？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思路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吗？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孙建方看来，虽然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已被明确，但是，有关部门还没有对“公益性”的概念作出权威解释。“目标是模糊的，医院怎么做呢？”
“在一些老百姓的眼里，‘公益性’就是‘不花钱看病’，显然，中国的财力做不到，甚至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做不到。”孙建方说。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刘国恩告诉本刊记者，不能用传统观念来理解何谓“公益性”，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医疗服务供应能力显著提高”。“即使我们的医保能为病人全部埋单，但是在医院方面，仅能提供有限的床位和服务能力，病人的需求依然得不到满足，这样的服务水平能体现‘公益性’吗？”
“公益医院的服务能力必须扩大，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东西。”刘国恩说。
谁来为医院付费
“公立医院当下的难题一是投入，二是管理。”康永恒说。对什么是“公益性”，另一个广泛的理解是“只有政府办医才能体现公益性”。这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
目前，政府的财政投入还占不到医院全部收入的10%，所有医务人员的工资、福利都要靠医院自己解决，这也成了“以药养医”现象的重要原因。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孙建方介绍说，医院收入来源于三部分：医药加成、服务诊疗费和政府财政投入，其中医药加成收入占到医院总收入的50%以上，“现在要取消‘以药养医’，填补这个‘大窟窿’，是个大问题。”
在本刊记者的走访中，一些医院院长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全国人大代表、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说：“医院收入的90%是要自己去市场找钱，怎能体现‘公益性’？这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节点。”
而新医改的一个思路是：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实现由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来补偿的机制。但是，补偿多少以及怎样补偿都未明确，在刘国恩看来，如果狭隘地认为“只有政府办医才能体现公益性”，我们的融资渠道就仅仅局限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一个来源，财力背不起这个“大包袱”。
“要开拓更新的融资渠道。要使老百姓因改革而受惠，财政投入要扩大，并且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扩大医疗服务的供应量，缩小供需缺口，” 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刘国恩说，“这才是公益性的最大体现。”
“放开”的效用
孙建方介绍说，南京有一所大型台资医院，从公立医院退休的骨
孙建方分析说，上述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我们对于民营医院没有一个健全的准入和管理机制，民营医院没有形成与公立医院有序竞争的局面。”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医学院党委书记武广华看来，虽然国家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但是，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和某些基层地方政府往往以各种借口相抵制或刁难，“有些人认为，这些医疗机构不属于政府管理，他们怕不听指挥，难以监管，也怕它们与公立医院争饭吃。”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糖尿病医院院长王执礼的希望是：医院不分公立民营，能够得到同等政策。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愿意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他的医院招聘来的人才不能像公立医院那样可以享受到例如解决户口这样的政策，而病人看病也不能享受医保。
孙建方的想法是，政府把准入机制放开，监管要到位，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享受同样的医保政策和税收政策，医院间有了竞争，对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才是好事情。“这如同去饭店吃饭，不管谁办的饭店，只要做的菜肴美味可口自然会招徕客人光顾。”在他看来，“放开市场”的另一个效用是“引入市场机制”，“现在国家对医院内部的分配、运行和人事制度管得太多，如果医院能成为市场的主体，它会按照市场规则来自我要求。”
新的试验已经开始
在一些医学专家与从业人士看来，同样要“放开”的，还有医生的执业资格。
刘国恩曾经针对北京协和医院里的一些优秀的医生做过一个随机调查，这些医生的孩子大多到了读大学的年龄，却没有一个孩子学医。刘国恩对此感到吃惊，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的医生队伍“不独立，不自由，没有创业空间”。
中国的医生是“事业单位人”，医生的执业证书明确了一个医生具体在哪个地方，在哪所医院哪个科室执业。“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即使一个医生救治路边人都是‘违法’的，因为他离开供职的医院就没有行医资格。”
不久前，北京市卫生局传出消息：北京市将试行医师多点执业，制度方案预计今年上半年可获准执行。这个试验也许会衍生“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是否将转型为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及“唱戏的台子多了，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如何解决”等新问题，但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它仍旧是一种“为医生松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办法。
这些从业者们满怀者希翼：民营医院院长王执礼期待着扶持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能够尽快出台；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关心的则是政府对医院的补偿机制与取消药品加成能否同步。
新的试验已经开始，今年将有16个城市率先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舆论认为，无论成功与否，这些试验都将为全国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作为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成员的刘国恩说，只要能够保证“开放社会融资”以及“给医务人员松绑”这两个大方向，管理和技术层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改革和试点探索清楚并加以解决。
(谈乐炎对本文亦有贡献)
今年要把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120元，比上年增长50%，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开展农村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医疗保障试点，尽力为这些不幸的儿童和家庭提供更多帮助。
——《政府工作报告》
“医院收入的90%是要自己去市场找钱，怎能体现‘公益性’？这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节点。”
——全国人大代表、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
“如果狭隘地认为“只有政府办医才能体现公益性”，我们的融资渠道就仅仅局限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一个来源，财力背不起这个“大包袱。”
——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刘国恩
住房体制重构危局
中国房地产在民众的集体声讨中，越发偏离价值中枢。今年两会期间，《住房保障法》被多名代表、委员提及，这部被称为中国住房保障体制重构的法律还未见雏形，博弈却已开始
文｜本刊记者朱文强
201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舆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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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网友郑重承诺，在任期内一定“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3月15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外发布，2010年1月至2月，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1220元，六环路以外均价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每平方米10409元。就在统计数字发布当天，3家央企争先恐后地制造了北京新“地王”。
3月18日，国资委新闻发言人杜渊泉透露，除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外，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后要退出房地产市场，但并未给出具体时间表。
高昂的房价，成为中国民众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肇始于1988年的中国房改经历了多年的阵痛，如今已走到悬崖边缘。中国房价将何去何从？如何保障普通民众的住房需求？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需要执政者做出一个睿智的抉择。
政府干预下的中国房价悬疑
如今，想要在北京四环附近买一套70平米的住房，你至少需要付出200万元。经历了2008年的低谷，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终于以井喷式的行情宣泄着涨价的逻辑。
无独有偶，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后，海南房地产市场上演了一幕更加疯狂的荒诞剧，三亚的房价几乎“一天一变”，楼盘均价迅速破万元大关。
房价的疯狂，让人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海南房地产泡沫的阵痛。SOHO中国联席总裁潘石屹回忆，当时在海南的所有房地产开发商都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古老游戏，楼盘还在设计阶段，地皮已经被倒卖了无数遍。
房价确实涨疯了。
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说：“如果再不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的痼疾，北京房价涨到5万也不是不可能。”
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房价疯涨的现实中，中国民众“安居才能乐业”的愿望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今年两会期间，住房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最多的民生热点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表示，去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12万亿元，全国住房销售总额就达到6万亿元。“这意味着去年全国人民买东西的钱，有一半花在房子上！”
中国民众望房兴叹，平抑房价已刻不容缓。
今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俗称“国十一条”)，明确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有效供给。政府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房价的过度上涨。
与此同时，2010年1月份第一周，银行信贷爆出6000亿天量，日均近1000亿。舆论哗然，在去年保八的环境下，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部分新增贷款演变成投机性资金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虽然政府一再出面澄清，但质疑声不绝。
2010年1月13日，央行宣布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一前一后，如此密集的政策出台，显示了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态度，但效果却与民众期望值相距甚远。
中国的房价还能不能降？中国百姓何时才能不为房子所累？
从近5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势来看，楼市上涨的黄金期恰恰伴随着政府调控政策的密集期。2007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9•27信贷新政”)，也曾被舆论寄予厚望，但短暂的平抑过去后，房价依然涨声一片。
中国政府多年来奉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大都是从抑制需求入手，通常的手段是控制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舆论普遍认为，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这种调控手段并未触及行业根本的发展理念。发展房地产业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居住需求，其次才是投资。如果不改革，调控恐难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供不应求的格局下，房价必然越调越高。
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认为，要控制房价必须要采取多种形式实施土地出让，规范竞标方式，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比例，减少地方政府完全依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的“土地财政”。“要把房地产真正还给市场。”戴皓说。
3月15日，中国远洋子公司远豪置业以40.8亿元的价格获得大望京地块，折合楼面价格2.75万元/平方米，成为北京新单价地王。当天下午，这个刚诞生的地王便易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北京世博宏业以17.6亿远的总价获得海淀东升乡地块，楼面价格达到了2.9万元/平方米；中信地产以52.4亿元总价竞得大兴亦庄地块，成为总价新地王。
3家有着深厚政府背景的央企开发商接受媒体采访时均表示“不贵”，这与民众高房价的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伴随着新“地王”诞生，“地王”周边的二手房价格应声上涨。
在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共拿出了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364个字来谈论如何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保障居民住房需求的问题。
在政府、开发商、民众之间微妙的博弈中，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向充满悬疑。
高房价压力下的“二次房改”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各种力量互相博弈的过程中，高房价使得“二次房改”的呼声越来越强。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公司董事长宗庆后、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各自联合了30余名代表，向“两会”提交建议、议案，力推“二次房改”。早在2009年6月，辽宁省外经贸厅企管处原副处长、住宅法专家李明就提出了“二次房改”的概念。
“三三制”成为“二次房改”的核心，“三三制”住房制度方案将占中国城镇人口80%的中等及低收入家庭均纳入可享受保障房或平价房之列。该制度强调以“定地价、定建房标准、定税费率、定5%利润率，竞房价、竞建设方案，综合打分高者得”的“四定两竞”模式供地。这与我国现有住房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将住房定位为民生，而不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目前，各级政府已解决的住房困难户仅占7%左右，而廉租住房的覆盖面仅有1%。昆明市还出现了经济适用房“一冷一热”的现象，一方面低收入家庭需求较大，另一方面因无法获得银行资金支持，很多人放弃了经适房的名额。
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分局局长杨小平说：“目前的政策使得银行资金无法惠及普通百姓，在增加有效供给的同时，也要允许银行介入到这个领域。”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说：“部分城市房价过高、房价上涨过快，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供给、需求和管理上的问题。”
杨小平同样认为，解决目前中国房价过高的根本还是在于增加供给，“推行物业税可以抑制炒房，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另一位人大代表李晓东给出的建议则是要强力监管房产信贷，并且对闲置房产一律征税，对房产租赁则进行鼓励。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长蔡奇说：“房价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不在于它的价位，而在于它的相对稳定，能够适应和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增长肯定是趋势，只是这种增长要跟收入的增长相适应。当然，房价问题大家都比较关注，但政府只能从中进行引导，走向还是市场决定。”
“三三制”如果能实施，将彻底颠覆当前中国“全面市场化”的住房体系。
市场与法律的博弈
“控制房价的关键问题在于政府的重视程度。去年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投入的预算只完成了20%，另外80%被挪作他用。去年两会提了各种的提案、建议，50%是关于房价，这显示百姓对目前的房价是不满意的，作为政府就必须考虑这些民生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鹏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让80%的中低收入人群背负20%的富人所能承担的高价房。
中国社科院2010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房价收入比超出合理承受范围，85%家庭无能力购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梁季阳在今年两会期间炮轰目前的高房价：“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靠出卖土地来支撑政府支出的。”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很强，但房价过高、泡沫过多，对经济发展全局是一种严重损害。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第四届全面小康论坛上说：“在通胀预期下，社会资金要寻求出路，这是我们的房价在前一阶段非正常上涨和股市非正常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市场的混乱，引发的经济问题将是严重的，有可能形成金融危机。”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造成高房价两个根本原因，一是“土地财政”，一是GDP对房地产的高度依赖。这两个症结不能改变，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
在我国现有的住房体系中，由于分税制导致的地方财政弱势，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卖地赚钱，房地产被更多的定位于经济支柱产业，住房离民生也越来越远。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万亿元左右，其中“土地财政”贡献率达到23%。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达到50%左右，在巨额利润的牵引下，“地王”出现不足为奇，最终高地价成本必然转嫁到普通购房者身上。
“结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高地价推动高房价，高房价又诱使地方政府不断推高地价。在这种相互推动下，“地王”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百姓越来越买不起房。”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不无担心。
目前不合理的土地出让制度，透支了未来的房价。西双版纳州州长刀林萌说：“要控制房价，政府不能靠卖地生财，目前我们是不求所有，只求所在。”
据了解，《住房保障法》草案理论版和实践版已经完成融合，并递交至住建部住房保障司。此部法律如获通过，或许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转折点，《住房保障法》也被认为是现有中国住房保障制度体系的重构，但时间表依然不确定。
在一个多方角逐的房地产市场中，一部法律能否起到人们预期的效果，中国住房保障制度将向哪个方向重构还有待时间来检验。
中央财政拟安排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632亿元，比上年增加81亿元。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
——《政府工作报告》
“这意味着去年全国人民买东西的钱，有一半花在房子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
“房价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并不在于它的价位，而在于它的相对稳定，能够适应和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增长肯定是趋势，只是这种增长要跟收入的增长相适应。”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长蔡奇
贺铿：房价正处于博弈阶段
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房地产的内容里面最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遏制投机性购房，二是要规范土地收入的管理和使用，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房价就会恢复正常
文｜本刊记者陈建华
“我是副部级干部，凭工资我也买不起房”，因这句话而引起众多关注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员副主任委员贺铿一直坚信：一线城市房价存在泡沫，如果调控不当，很有可能引发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
房地产不健康经济会出大问题
“现在各个机构关于房地产的数据很多也很乱，不仅一些数据耸人听闻，而且不同机构统计出来的数据还相互矛盾，这很糟糕。”贺铿，这位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中国经济计量学开拓者向来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说实的，不说虚的”而著称，外界对他的评价也大多是个性、风度。
接受《小康》杂志记者专访的当天，贺铿刚参加过全国人大财经委的会议，会上很多委员提出规范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贺铿说：“房地产市场一定要规范，一定要有序，不能任凭一些人乱来。”在贺铿看来，房地产如果不健康发展，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很多，近三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比较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发生，都是由房地产市场混乱引发的，不重视根本不行，房价存在泡沫现象，对谁有好处呢？所以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房价一定会稳定
在贺铿看来，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房地产的内容里面最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遏制投机性购房，二是要规范土地收入的管理和使用，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房价就会恢复正常。
“现在的房价正处于一个博弈阶段，‘国四条’和‘国十一条’等调控政策的出台也非常适时，地方政府不要阳奉阴违，把‘国四条’和‘国十一条’坚决贯彻下去，我相信再过三个月，房价会稳定下来。”
对于近期社会上“明年房价将要涨到四万”的言论，贺铿并不相信。他说，如果过三个月房价还是稳定不下来，可以再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甚至可以再看看政府工作报告，再颁布一些政策，加强调控的力度，“只要政府下决心进行调控，房价是一定会稳定下来的。但是对于房价，不必期望它会下降很多，‘一落千丈’和‘大起大落’都是不正常的。”
贺铿认为，目前中央的调控政策比较健全，而且上一轮的调控也已经见到了成效。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地价更合理呢？“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土地是政府管理的，如果是正当的市场招拍挂还可以，但是如果各个房地产公司相互竞争后把地价抬高了，政府管理又不规范，就很容易引起整个市场秩序的混乱。”贺铿说，“任何一种方法都有两面性，招拍挂制度是市场化的制度，本身有它积极的一面，但是肯定会拉高土地价格，所以政府一定要把握住一个度。”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副主任委员贺铿一直坚信：一线城市房价存在泡沫，如果调控不当，很有可能引发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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