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媒体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表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ＧＤＰ的比重，在１９８３年达到５６．５％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２００５年已经下降到３６．７％，２２年间下降了近２０个百分点。面对这个每况愈下的势头，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劳动报酬已经刻不容缓。

　　劳动报酬占ＧＤＰ的比重，在经济学中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分配率中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就越公平。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５４％～６５％之间，以２０００年的数据为例，日本是５４．１８％，美国是５８．３１％，德国是５３．８４％，英国是５５．２７％ 。

　　为什么我国的分配率会一路走低呢？原因很多，究其大者，主要有两条：一是“利润侵蚀工资”；二是“税收挤压工资”。

　　所谓“利润侵蚀工资”，是指在ＧＤＰ的增量中，资本拿得多，员工拿得少。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和国情有关。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们对投资存在大量的需求，所以，我们鼓励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也就是说，企业所赚的钱大头被投资人拿走。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国际竞争力，所以，投鼠忌器，各地政府不敢大幅提升劳动力价格。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５年，与分配率下降形成鲜明对比，资本报酬占ＧＤＰ的比重上升了２０个百分点。

　　所谓“税收挤压工资”，是指在ＧＤＰ的增量中，国家拿得多，员工拿得少。近年来，政府税收每年都以２０％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远远超出了平均１０％的ＧＤＰ增速，更超出了人们的收入增长。在利润、税收的双重打压下，工资占ＧＤＰ的比例焉能不降？这种有利于企业、倾向于国家，而很少考虑劳动者收入的分配格局，既不公平，也不公正，更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要求，显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大力推动薪酬集体协商机制，现在，虽然政府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但这种标准对于调整劳资分配比例的作用非常有限。从国际经验来看，工资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工会与资方的薪酬集体协商达成的。所以，我们也应该从这个方向入手，通过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和薪酬协商机制的建立，让工人对自己的薪酬有话事权。

　　同时，国家应该通过减税，来增加工资收入。近年来，整个社会减税呼声不断，但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却步履迟缓。温家宝总理在２００８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关键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各级政府理应作出表率，让利于民，还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