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惊人的“十一跳”之后，总裁郭台铭出来向媒体三鞠躬并说话了：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他说得既对又不对，因为富士康员工有保障的收入、厂区优美的环境和设施明摆在那里。但也别忘了，“十一跳”死去的员工同样尸骨未寒。

　　同时也有许多人出来“思考”了：说那只是个案，否则为什么那么多员工没有去跳？还有，没看到每天都有那么多年轻人排着队申请进入富士康打工吗？

　　问题是，如果白天和黑夜仍在交替，一夜暴雨后城里只淹死一个人就一定是合理的吗？我们能够以“为什么别人没有被淹死”来回避对问题的探究吗？如果一个人的其它脏器都没有毛病，那么他的皮肤癌就属于“例外”且不需要积极治疗吗？须知，当许多生命在医院无奈地死去时，让医生束手无策的常常就只是一两个脏器的毛病！

　　富士康奇迹般的概念在于：世界500强，世所罕见的80～90万就业大军，井然有序的现代企业管理。可是，为什么“十一跳”这种特别的问题偏偏出在了特别的富士康？

　　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富士康让80万劳动大军“集体行动”的秘诀是什么？

　　研究“集体行动”的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发现，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的，因为这要花费私人的成本，而收益却是集体共享。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困境，奥尔森设计了一种强制和“选择性激励”的组织策略，前者指依靠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来迫使集团成员参与集体行动，而后者指正面的奖励与反面的惩罚相结合，对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实施奖励，而对不参与者进行惩罚。

　　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选择了富士康、并能够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有序地采取“集体行动”呢？因为富士康的管理策略有意无意与上述理论“选择性”地吻合。

　　根据公开报道的资料可以知道，富士康在招工时对年龄是有规定的，所招收的线工大部分在18～25岁，且只要高中学历的。而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精力充沛、富于激情的时期，富士康是如何“炼就”他们的呢？且看——

　　外在管理：采用去差异的同质化管理方式，几十万人穿着同样的衣服、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住同一个宿舍。客观上造成员工与外界隔绝、与周边无暇沟通和内心封闭的困境，许多工人叫不出身边同伴的名字，厂长也不认识手下的很多员工。

　　生产管理：具有程序化和强制性，如时间管理精确到秒、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一切工作都流程化，只需执行就行了。在机械性流程的背后，初始是采取针对新职工的军事化训练，工作过程则是严苛的体罚和责骂式管理。

　　企业文化：崇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强调执行力和服从性；厂区随处可见“魔鬼藏在细节里”的提醒。员工除了工作，就是吃饭、睡觉，几乎没有娱乐活动，最常见的休闲生活就是去网吧上会儿网。

　　内在认知：有的人是在面临生存困境的情况下，才决定去富士康，拿着大学毕业证应聘时竟被拒绝，拿出高中毕业证才如愿进入富士康做了一名生产线普工。而富士康在选择员工时对“穷二代”似乎特别“偏爱”，潜在地强化了这些就业选择面较窄的员工“只能拼命打工”的“宿命”心态。

　　与上述管理相对应的，是长时间、机械式的劳动——富士康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每工作13天才休息一天；请事假要提前半个月并扣钱，且很难请下来；周六周末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加班。慢慢地，职工的愿望扭曲了——牺牲休息时间多拿加班费竟是他们最大的盼头，为的只是让月工资从1100增加到1800元左右而已。久而久之，职工的心态也被压抑了——在内心抗拒的“规定”面前产生歪曲的“自责”：自己明明“没有错”，却又不得不按照不合理的管理规定认罚，由此不断累积内心扭曲式的种种他伤和自伤。

　　说富士康的管理只是“选择性”与奥尔森的理论吻合，是因为，它在采取“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来迫使集团成员参与集体行动”和实行惩罚式管理方面是卓有成效的，而在“对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实施奖励”方面是不足的，更不用说有效的心理呵护了。须知，许多年轻人参与到富士康的“集体行动”中，是迫于工作选择面狭小的无奈，甚至“不是富士康吸引他们，是为了生存，他们把要求降得太低了”，这时，有效激励和心理呵护更加显得重要。

　　综上所述，正是这种特定性的招工、军事化的规训、同质化的管理、高强度的执行、封闭式的心理、扭曲式的认知和原子化的个人，造就了80万富士康人“步调一致”共创辉煌的奇迹，同时也铸成“十一跳”的悲剧和在一定程度上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受到漠视和侵犯等问题。偶然中隐藏着必然。

　　那么，为什么富士康这种低成本、高强度、高惩罚的管理模式能够畅通无阻，非要等到“十一跳”发生之后才会引起关注呢？这显然已不止是富士康的问题而是中国用工政策环境和执行力的问题。当跨国公司呼啸而至，地方官员为了GDP趋之若鹜、而国内劳动成本低廉、供大于求时，劳动者怎样才能“体面劳动”？换言之，如何既保证经济增长，又不至于使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犯，进而社会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至于坍塌，这些正考验着执政党的能力和信誉。

　　富士康“十一跳”所代表的种种社会负面现象，如校园惨案、重庆打黑、钓鱼执法等等，还让人联想起“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特定的情况下，被害人对加害人竟会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那同样也是天使与魔鬼“志愿合作”的“集体行动”范例，但却是一种另类的“存在即合理”现象。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天使们”是志愿的、个案的，无需大惊小怪，甚至庇护加害者，那就不仅是自欺欺人，还是助纣为虐。如果看不懂资本挥舞的是双刃剑，如果我们的自我救赎一定要等到某个“沉默中爆发” 时才展开，恐怕为时晚矣。

　　当下，我们没有理由给富士康或个别企业扣上过于沉重的帽子，因为它的背后是国家现行政策允许的资本合法运行逻辑、是所有“世界工厂”成功的路径选择、甚至是当下一些人所乐见的“中国模式”成功的基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感谢”富士康在特定的时期呈现的特定的标志性案例。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深入思考中国领导人所说的“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活得更有尊严”的深意，也才有可能正确反思“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并在此基础上清醒地认识经济学家卢周来提出、得到吴敬琏认同的“我们正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的重要提醒，明白所谓“转变生产方式”决不只是一句简单的“促进内需”的口号，它重要的潜台词是：只有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才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回到开篇，用奥尔森的话说就是，政府的政治权力必须用于保护私人产权、有效地执行合约、形成对掠夺个人权利的约束，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

　　能不能够把促使富士康发展成为世界500强的资本和那些同样创造了巨大价值的“我拿青春赌明天”的“生产线普工”们摆到同一个天平上去权衡，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是考验我们是否能从“十一跳”中真正觉悟、从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