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集体性的劳动争议数量急剧上升，其中以深圳富士康的跳楼事件、广东佛山本田的罢工最为引人关注，从目前来看，两大风波都以工人涨薪得以平息。

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身为《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也是刚刚平息的本田罢工事件中工人代表委托的法律顾问，常凯对事件的剖析更能触及问题的本质。

工人不得已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作为“南海本田”劳资谈判的法律顾问，你曾表示谈判取得了“三赢”的结果，请问，所谓“三赢”，政府、企业、员工分别赢在哪里？

常凯：所谓“三赢”的说法是媒体总结的，不是我的原话。我的意思是说，南海本田事件谈判最终的结果是政府、企业和员工三方都能接受的，从这点来说，应该算是事件解决的最好的结果。

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对员工来讲，罢工都是成本最高的选择，对工人来说更是最不得已的选择。罢工所冒的风险很大，不仅有经济上的风险，比如被开除；而且有政治上的风险，比如被冠之“破坏安定团结”的说法；在法律上也有风险，以往因为罢工被判刑的人并不是没有先例。

对企业来说，出现员工罢工对企业损失也很大。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说过，在这次罢工当中，本田共损失了起码几十个亿，而且罢工影响的不仅仅是南海本田，还影响波及到广东本田和其它地区的本田，整个本田集团都涉及到了。

出现罢工以后，企业肯定是希望赶快解决，赶快复工；政府也不希望出现罢工，遇到罢工这种情况，政府也是希望最快解决问题，企业赶快复工。但遇到这种问题，企业应该分析，出现罢工是怎么造成的，工人提的要求合理不合理，这都需要分清楚。

本来谈判就是双方互相让步的结果、妥协的结果，但这种妥协必须是基本原则不能改变。比如这次谈判结果是工人增加了34%的工资。这样的一个幅度，在集体谈判中应该还算不错。工人也比较满意。

我认为当地政府对罢工事件的总体处理把握的很好，一开始没有强力介入，特别是没有和企业老板联合起来对付工人，政府处理的方针很有效。帮老板压工人问题恐怕更严重，这样就把劳资矛盾转化成工人和政府的矛盾。劳资纠纷要让双方谈判解决。现在劳资双方都接受了谈判结果，政府当然非常高兴。

谈判结束时，政府、企业和工人都表现的很兴奋。政府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朱局长很友好，企业老总一直鞠躬，对我表示感谢，参加谈判的工人代表也握手表示感谢。所以我说三方都能接受，这是最好的结果。

产业工人的集体意识正在形成

经济观察报：谈判中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常凯：这次谈判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次罢工或者说集体争议，工人的集体行动最后是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的。

让我非常震惊的还有，这次罢工的农民工都是20岁左右的孩子，很多都是90后。我发现这批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一种很强的维权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有一种经济意识。

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之后，媒体有一种导向，是工人的心理存在问题，认为90后太娇生惯养，经不住磨难，实际上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说法，是错误的导向，错误的舆论。富士康连续出现十几个人跳楼，能简单归结为是个人的心理问题吗？即便是心理问题也是社会心理问题。

从我接触的南海本田的罢工工人来看，他们也是90后，在本次罢工过程中，他们选择的是积极的向上的向前的做法，非常有序，和平罢工，没有过激的行为。他们的觉悟程度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确实是让我很佩服的。在大工业时代，我认为恰恰是这部分工人代表了未来中国工人的希望。

要建立劳资关系协调机制

经济观察报：有专家质疑，无论是富士康还是本田的劳资谈判，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圆满，但潜在的、关键性的问题还远未触及，比如说，“重整工会”的诉求基本被湮没了，你对此如何看待？

常凯：不能简单说“重整工会”的诉求被湮没了。我参加的这次集体谈判中也有工人提出这个诉求，但我对工人说，这不是这次谈判的内容。为什么呢？老板没有权利干涉成立工会。现实中很多工会由老板成立本身就是违法，所以工会改组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要通过工人内部的协商，包括和政府，和现有工会、上级工会、地方工会去解决这个问题，途径正确才可以。但不应该在这里决定。

目前存在问题的症结在于，解决劳资冲突问题仅仅是就事件有一个直接解决办法。要真正解决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仅仅至此还是不够的，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在整个劳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地位、权利有实现的机制和制度，这是最关键的。不管富士康、南海本田，在劳资关系上很显然制度存在不健全不完善，比如工资决定完全是资方说了算。但有些问题是需要逐步解决的。

改变低劳动成本的发展模式

经济观察报：有媒体报道，正在制定中的《工资条例》遭垄断行业央企极力反对，你对此如何看待？根据你了解的情况，《工资条例》年内出台还有哪些难度？

常凯：我也听到这样的传闻。我认为这是希望仍然坚持低劳动成本发展经济的思路。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南海本田、富士康事件，就是说明。因为不合理，工人不答应了。两个事件表现形式虽然不一样，但最后最直接的效果是提高工人的工资。老板和工人都知道，工资不提高，劳资矛盾就解决不了；大家已经意识到，不解决工资问题，劳资关系必定会出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工人工资已经是一种趋势。普华永道人力资源咨询服务公司对中国300多家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本情况进行调查显示，中国企业的薪酬福利成本占总成本比例中位置不到8%，远远低于欧洲的22%和美国的34%。从对比的数字不难看出，中国企业要发展再靠工人低工资维持发展已经基本没有空间了。现在企业都靠工人的压力才提高薪酬，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劳资冲突越来越激烈。

而且很重要一点，特别是《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工人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集体行动意识，表现的越来越强，南海本田事件是最典型的例子，企业用权力去压制，最终的结果只能以成本最大的方式去解决。

从总体来看，增加工人的工资是一种大的趋势，我们希望，用一种规范有序的社会机制、企业机制去解决，而只有企业主动提高工人待遇，才能更加低成本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

经济观察报：种种情势表明，无论是在沿海新兴外向型产业带，还是在传统工业基地，原有的劳资关系都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期，作为政府来说，更应该承担哪些重要责任？如何尽快通过政策来规范和引导转型能够平稳度过？

常凯：在劳资关系中应该说政府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通过劳工政策实行有效干预。干预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使劳资双方力量能够相对平衡，科学有效去解决劳资关系问题。

目前中国劳资关系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历史关头。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前，工人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法律保护，企业中的劳动者基本是分散的，没有形成团体。《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工人等于有了权利，但又不能真正实现，企业也不严格去执行，这就使得工人心理落差很大，必然要通过其他办法表达自己的诉求，寻求途径实现自己的权利，到最后出现类似南海本田的这种自发的集体行动。

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原因是工会缺位。政府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调整劳工政策，比如最低工资的调整问题、工人组织的权利问题、有序的集体谈判问题，这些都是政府可以促进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政府不能仅仅以发展经济为唯一目标，必须把社会的发展和让劳工分享整个经济发展的成果作为整个施政方针的构成部分。而作为国有企业、垄断企业更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性作用，这次富士康、南海本田的工资提薪，对整个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我看来，可能会有一个连锁反应。但我认为，出现连锁反映也是积极的。作为政府来讲，最起码要建立一种工资增长的机制，建立一个劳动者保护的机制，这是政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