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6月20日《人民日报》）
    这是农二代依旧边缘化生存的写照。此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9位学者在联名信中写道，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指出：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而“三低”和“三多”的现状不恰恰是一种无奈的注释吗？是边缘化生存的折射吗？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众所周知，新生代农民工当下依旧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在生活条件、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一种随时受到威胁的状态。这种受威胁的状态必然导致农民生活的精神孤岛现象，必然造成他们的边缘化生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处于孤岛状态，远离城市居民，远离城市生活。他们不能过着正常人的家庭生活，成了一群漂流到城市这个生活海洋的孤岛上过着鲁滨孙和“星期五”式生活的边缘人。
    在“三低”和“三多“的背后，隐藏着两种可怕的倾向。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命运是对第一代农民工命运的继承，从中可以管窥社会阶层的板结化程度。农民工“第二代”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
    二是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新生代农民工从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将他们纳入其中，由此产生了该群体对城市的对立情绪。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上，依旧存在着建立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基础上的群体性不平等，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依然突出。
    “三低”和“三多”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权的被忽视状态。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因此，这同样是个权利问题。唯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才能厘清“三低”和“三多”背后的边缘化隐喻，也才能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青春如何安放的课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能照亮现实吗？新生代农民工的青春何以安放？这是整个社会需要做出回答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