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富士康两次涨薪，涨薪幅度超过了过去10年加薪的总和。

　　郭台铭先生将这一动作解释为“加薪可以保障员工尊严，加快经济转型”。不知这是不是他的心里话，但加薪现象已经形成连锁反应。据统计，近期已有11个省市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皆在10％以上，一些省市甚至超过20％，平均涨幅为17％。

　　所谓最低工资标准，换句话说，即中国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工资标准，“在合法的范围内给你最低的”，这是在中国制造语境下劳资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

　　“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出口将严重受挫，中国制造危矣”，涨薪潮刚有蔓延之势，即刻便有盛世危言传出。

　　乍一听，这话不假。但细琢磨，却着实是数典忘祖。

　　想当年，靠着过剩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现如今，尝到了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便开始把坚守这一“优势”变成了政策的出发点，不容攻破。

　　要知道，人力成本持续走低意味着国民个人福利的不足，而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显然是个人福祉的体现，换句话说，终结低劳动力成本的状态才是国家发展的目标，而绝非阻碍。

　　打个紧跟潮流的比方，世界杯上那个小喇叭瓦瓦祖拉，便是中国制造，看着满场的中国货，兴奋吧，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中国工人，每天要用12个小时，用上千次重复的动作，制作1000个瓦瓦祖拉，但这一天的收入只相当于1个瓦瓦祖拉在南非的售价。这时候，你还觉得兴奋么？

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一直偏低，劳动者薪酬的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也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

　　据野村证券对工业企业劳动力生产率的估算显示，劳动生产率在1994~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仅为13.2％。

　　这意味着，在利益的分成问题上，已经长期存在国家、企业、劳动力三方博弈能力不对等的状态，其结果就是社会福利的伪增长。

　　所以，此次涨薪潮，毋宁说是将常年来欠的薪金部分归还而已，于情，当涨。

　　不过，也有看客提出，涨薪所引发的成本提升将伤及中国制造，进而有损就业，伤及打工者自身。

　　问题是，人力成本的提高到底对中国制造的霸主地位有没有根本性冲击？

　　在成熟的产业链运作模式中，物流、配套设施等要素都将极大程度地影响企业的成本控制，而30年来中国制造所积累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其完备的规模经济产业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配套体系发达，工资涨一倍都不会对这些企业有任何影响。”

　　无论是在两年前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之际，还是5年前的人民币升值之时，中国制造之殇的论调从未停息，却无一实现。由此观之，涨薪于中国制造，绝非伤筋动骨之痛。

退一步讲，即使涨薪将使企业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其成本也当通过减轻企业税负的方式转嫁于政府，而绝非由民众埋单。

　　有数据显示，减税这一老生常谈早已在政府财力所及之内。近年来，中国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税负偏重的国家。自1998年至2008年，政府全口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从20％左右上升到32.2％。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中，税收负担率应在30％左右。中国人均GDP2008年才超过3000美元，而如今政府收入却已达发达国家的水平。

　　让利于企，再还富于民，这本是常识，但形成共识，恐还需时日。

　　无论如何，涨薪本是政府让利于民大政方针的题中之义，于理，当涨。

　　在笔者看来，在人口红利殆尽之前，涨薪潮非但不会对中国经济有所伤害，反而会是一次对经济转型的有力倒逼。

　　拉动内需之所以常年沦为口号，流于形式，很大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口购买力的缺失。十余年来，我国GDP中靠出口实现的比例几乎两倍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同样高速发展的日本。

　　尽管已有学者提出了效仿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亦有学者提出将国有企业真正“全民所有化”，但在一毛不拔的“铁公鸡”面前，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将直接阻碍社会财富的全民共享过程，进而阻碍内需的拉动，甚至经济的转型。

　　据此观之，涨薪潮在某种程度上乃自下而上之动力，将产生拉动内需、促进转型之效。30年转型路，打工者群体从未获得应有的集体议价地位，我们听惯的词汇不过是欠薪和降薪，涨薪于他们而言，终于姗姗来迟。

　　看着这场中国大地上迟来的涨薪潮，突然想起了花儿乐队的一句歌词：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