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将于8月23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首次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等。一位参与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起草的人士表示，第八次修正草案涉及恶意拖欠员工工资和醉酒驾车，恶意欠薪罪和危险驾驶罪或单独设立。（8月18日广州日报）

对恶意欠薪这样的“疑难症结”需找到病因对症下药，别一杀鸡就想着拿牛刀。

大量事实证明，欠薪问题完全可以较好地解决在职能部门这一环节，这是法定职责使然，作为职能部门必须积极作为，“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对司法资源造成滥用。反观欠薪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发展成刑事犯罪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职能部门不作为导致的。有的面对所谓“亲商”氛围在地方保护庇护下，对欠薪问题熟视无睹，严格查处心有余悸；有的社保部门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以懒政姿态消极对待，造成问题升格，而不是用足现有法律法规，将欠薪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语境里，增设“恶意欠薪罪”的声音才甚嚣尘上，似乎这个看上去很美丽的新罪名一成立，立马就能釜底抽薪，药到病除，我看未必。它掩盖了行政职能弱化的“隐疾”，进而导致政府监管市场能力的萎缩，无论从提升政府效能，还是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角度，抑或从劳动者维权成本考量都不是件好事情。

　　比“恶意欠薪入刑法”更迫切的是通过修改现行法律法规。现行“劳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可以责令有关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处罚明显太轻。一些地方出现欠薪只要求企业整改，对欠薪严重的企业处罚不严厉，最多只是罚一点拖欠工资的补偿金。对经营者无关痛痒，造成恶意拖欠工资现象愈演愈烈。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加大处罚力度，使欠薪者付出巨大成本，同时对监管者强化问责。

　　其次，职能部门不断制度创新，尝试用改革的办法破解欠薪问题，比“恶意欠薪入刑法”更经济，更务实。比如深圳成立首个打击恶意欠薪专业队；厦门市试行建筑工人工资按周发放制度，以及广东建立欠薪预警机制，外来务工者工资不再由包工头发放等等。这些新举措都收到了明显效果，表明职能部门只要积极探索，就能够找到解决欠薪问题的良方。随着工资立法和集体协商工资制度的推进、工资协商员的介入，对于建立工资与GDP增长同比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盯牢企业工资单，加大对涉及劳动者权益事件的查处力度，基层工会组织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

　　恶意欠薪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合同违约行为，是发生在民事领域中的一种私法行为。针对恶意欠薪目前可利用的非刑罚手段还没有穷尽，在民法、劳动法等很多领域都还有继续进行法律完善的可能。因此，在解决好行政执法这一弱项的同时，应通过改革尝试把一部分政府职能交给中介机构去做，比如职业指导机构或专门的职业风险咨询机构，结合职工社保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企业用工之前就把欠薪风险考虑进去，加以防范，未雨绸缪，而不是守株待兔，“小病拖成大病”再来查处。总之，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活着，应成为劳动者权利的底线，需要政府积极护卫，不应动辄对簿公堂，劳民伤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