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区一家五金制品公司实行的是日薪制，公司在为员工发放工资时，双休日也按日薪发放。员工认为，公司这么做违反了劳动法，要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公司不答应，17名员工提出辞职，并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讨。案件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后，双方都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接手此案的民六庭法官琚虹认为，群体性案件，调解是最好的归宿。经过琚虹法官多次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终于使双方当事人接受调解，20万元补偿款在法院当场发给了17名员工。

　　彰显关怀 尽快开庭

　　今年3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琚虹法官正在阅卷，助理送来一宗劳动争议系列案：“琚法官，这是一宗系列案件，共17个，是宝安区一家五金制品公司17个员工的工资及加班工资纠纷，员工的情绪比较激烈，已经好几次打电话问啥时候能开庭了。”

　　“有没有征询过双方的调解意向？”琚虹法官放下手头案卷，拿过这批案的一审判决书翻阅。员工方请求是，两年加班工资、离职前最后一个月未发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问过了，员工方认为仲裁裁决都支持了他们，但一审减少很多，他们希望二审法院尽快开庭下判。公司方说不愿意调解。”

　　这是一宗群体案件，双方都上诉，分歧比较大，如果根据证据直接判决定案，效果一定不理想。听了助理转述的双方调解态度，琚虹法官第一判断就是首先得做公司方工作，让他们接受调解，一个企业有这样群体性纠纷发生，一定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开庭前电话调解不可能一下达到效果，当事人对助理程式化问询往往不会直接将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有时候得面对面听双方说，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就能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样吧，这批案件尽快排期，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当庭做调解会比较好。”

　　助理翻了翻桌上的台历：“那就排在这一天的下午吧，员工大多数在关外，交通工具一般都会选择公共汽车，一早赶到市区来开庭会很辛苦，再说下午的时间也宽裕些，庭后可以多些时间做调解。”

　　“好的。”虽然助理参加工作才两年，但她经常为当事人考虑。

　　当庭调解 提出方案

　　开庭这天，17名员工来了12人，代表他们进行陈述的是经过特别授权的律师。公司方两个特别授权的代理人，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公司经理。琚虹法官心想，等调查完毕就开始背靠背地做双方调解工作。

　　这宗系列案的解除是由员工方提出来的，原因是公司方未能依照法定标准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至于最后一个月工资，因为员工离职是在月底，未能及时结算，所以双方几乎没有什么争议。案件焦点是：公司实行日薪制，劳动合同中约定了日薪的标准。公司在为员工发放工资时，休息日也按日薪发放，员工因此认为公司违反劳动法。员工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休息日的加班时间也存在异议，他们认为在休息日每天均上班11小时，所以主张根据日薪标准折算出时薪，再按他们主张的两年休息日的总天数来计算未足额的加班工资。

　　调查告一段落，琚虹法官再次征询双方有无调解意向时，双方都表态愿意调解。当琚虹法官让双方各自说出调解意见时，差距很大。员工方代理人与到场的员工低声私语了好一会，仍然坚持诉讼请求的数额，认为仲裁都支持了，顶多在仲裁的结果上打点折扣。公司方的两个代理人则是异口同声：“我们的加班工资已经足额发放了，拖欠的最后一个月工资可以尽快结清给员工。”

　　根据办案经验，面对面时谁也不愿意先说，总认为那样会将自己置于被动或吃亏的境地。于是，琚虹法官先让员工方到法庭外稍候，单独面对公司方的两位代理人。琚虹法官直接切入主题，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第一，双休日上班与平时不同，法律规定需要支付双倍工资；第二，这个案件中，公司方在员工的出勤记录方面没有尽到用人单位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公司方提交的工卡不完整。“这样吧，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也清楚，在所能接受的范围内你提一个方案好不好呢？”琚虹法官希望公司方能先主动给出一个方案，作为双方调解的基础。

　　公司方的律师沉默了一会：“琚法官，你看是不是可以考虑由员工方先提一个方案，我们带回去报给董事长。”

　　随后，琚虹法官将员工方请到法庭调解。这些员工可能是在外面等着急了，一进来就是一连串的抱怨，说这个案件从一审法院到二审开庭时间太长了，他们已经等不了了，最好能当庭就宣判。

　　琚虹法官对这些员工进行了安抚，等他们情绪平稳后，琚虹法官告诉他们，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他们的加班工资依法应该如何计算，让他们知道自己提出请求时哪些地方存在不妥，合议庭对超出法律规定范围之外的部分是不予支持的。慢慢地，员工们意识到自己计算方法的不当。经过商量，员工提出在一审判决的数额上浮10％。

　　化解纠纷 利大于弊

　　接下来几天，琚虹法官不停地通过电话与公司方代理人联系，最终调解达成一致意见，方案是一审判决数额的九折。折扣方面是迂回几次与双方律师谈定的。在谈到具体给付日期时，公司经理说资金无法一次到位，要求分期，这一分期，员工方坚决不接受，表示一定要给了钱才同意签调解书。

　　怎么办？不能让这17名员工空欢喜一场，琚虹法官决定找公司的董事长谈一谈。第一次打电话过去，董事长在开会；第二次打电话过去，董事长出差登机；问了航程的时间，第三次打电话过去，董事长刚下飞机，在去往市区的车上。这一次谈了很长时间，琚虹法官给董事长介绍公司的这个诉讼，向他说明法律的一些规定，指出公司管理上的原因导致纠纷的问题。与此同时，董事长也在说企业的不容易，说创业的艰难。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负责人，他也同时心痛一下走掉十几个业务骨干。

　　在谈得比较融洽的时候，琚虹法官提到调解方案：“董事长，如果你们双方通过调解化解纠纷，企业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此举利大于弊。”听了琚虹法官的话，董事长沉吟片刻，答应立刻给公司财务指示：“谢谢琚法官，这个纠纷能这样解决，我心里的这块石头也落了地。”

　　不到一个星期，公司方代理人和会计带着20万元现金来到法院，在法院调解室里按人头发放补偿款。琚虹法官告诉记者：“那个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员工们一个个乐呵呵地进来点钱，在收条上签名，我和助理在一旁看着，心里在想，又一宗纠纷和平解决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