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富士康“八连跳”悲剧背后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迫在眉睫，对外来务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车晓蕙詹奕嘉

　　5月11日晚间，24岁的河南籍祝姓女员工在深圳龙华街道水斗新村某出租屋跳楼身亡，成为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八起年轻职工非正常坠楼事件，结果已造成6死2伤。

　　这个在中国大陆拥有80万员工、堪称世界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由此再次处于舆论关注的“火山口”上。为什么会有员工接二连三地走上这条不归路？谁该为这“八连跳”承担责任？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怎样的经济和社会矛盾？

　　凋谢的生命如此年轻

　　在位于深圳特区外龙华街道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拿到了这样的一份记录：

　　今年1月23日，年仅19岁、来自河南省鄢陵县的马向前从富士康集团观澜二分厂内的一幢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事后马向前的家属以《18岁的弟弟含冤死——不知死活却被运到殡仪馆》为题在天涯论坛发帖，48小时内该帖的访问量超过33万人次。

　　3月11日，28岁的河南人李红亮从富士康龙华园区厂内C2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在发生惨剧的8名员工中，他是年龄最大、入职时间最长的一个。

　　3月17日，17岁、在富士康工作还不到一个半月的年轻女工田玉，从富士康龙华厂区外的一幢宿舍楼上坠下受重伤，迄今仍在龙华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3月29日，23岁、2009年才从湘潭大学毕业并进入富士康就职的刘志军从富士康龙华园区内的一幢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

　　4月6日，18岁的女工饶乐琴与男友争吵后，从富士康观澜宝源园区厂内的一幢宿舍楼上坠下，身受重伤。

　　4月7日，18岁、来自云南的女工宁药琼从观澜厂区外一幢宿舍楼上坠楼身亡，此时距离她入职富士康的时间还不足4个月。

　　5月6日凌晨，24岁的湖南青年卢新从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龙华厂区一家招待所的六楼阳台坠下身亡。5月初，卢新因发现精神异常现象曾被建议到深圳康宁医院作进一步治疗，但卢新拒绝了这一建议，此后被公司安排住在厂区内VIP招待所，生活起居均有人看护。富士康卫生部部长芮新明说，6日凌晨，卢新说要透透气，就从房间冲出去，从阳台上跳了下去，陪护的两名同事都没有拉住他。

　　最近坠楼的祝姓女工2009年8月入职，是富士康的一线作业员，在事发期间一直处于休假状态，警方正在追查其具体死因。

　　记者注意到，8位当事人均为80后、90后的年轻员工，且多数是在入职半年内就发生坠楼的非正常事件。根据富士康提供的资料，仅有李红亮于2008年入职；马向前、刘志军、宁药琼、卢新、祝姓女工的入职时间均在2009年；田玉和饶乐琴都是2010年才入职，进入富士康工作一个来月就发生了悲剧。

　　对于富士康接二连三发生的悲剧，舆论和网络的质疑是，这些年轻生命的过早凋谢和富士康过高的劳动强度和工作压力有关，企业为追求效益和利润最大化，把员工当作干活机器，使员工面临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这一起起跳楼事件是“血汗工厂”导致的悲剧。

　　然而，在采访中不止一位富士康员工告诉本刊记者，富士康在生产旺季时确实经常加班，但工人可以领取加班费用，且生产淡季有时还能提前下班，工作压力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大。

　　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富士康工会已经调阅过所有出事者的劳动记录，结果显示马向前等人此前并未有长时间的加班行为，也没有比其他员工承担更高的劳动强度。

　　在此前举行的一场媒体见面会上，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面对“富士康有没有超时加班或者强迫员工加班的现象？有没有企业管理导致工作压力加大的现象”的问题时，十分肯定地回答说：“据我们了解，富士康这个企业在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方面是比较规范的。”

　　那么，马向前等人为何选择了不归之路？根据警方和富士康管理方的解释，坠楼者多出于个人生活原因而选择轻生。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根据警方的调查，这8位死伤者均为生前“高坠”死亡，“如饶乐琴是因感情纠纷与其男友吵架，随后从楼上坠下；田玉本人对生活厌倦，欲以跳楼结束生命；李红亮及其哥哥都有先天性不育症，父亲因此而中风，生活压力大。”

　　“事实上，除了已经发生的8起悲剧之外，最近富士康园区内这类被我们发现、防止的事情至少已经有20起，”刘坤向记者展示了他刚刚收到的这样一条手机短信：“员工关爱通报：7日15:37，接某宿舍管理员通报，某员工在所住宿舍电视房呆呆坐了一个多小时，在交谈过程中管理员发现其思维不清晰，经心理咨询师辅导，发现员工没有太大问题，后续还需心理咨询师帮助，已转到上级主管，需要持续跟进。”

　　在刘坤看来，“八小时之外”的私人生活问题是部分年轻员工“想不开”甚至“想不通”的主要原因。大多数自杀等非正常事件是当事人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或是家庭出现变故导致。

　　“八连跳”拷问企业管理缺陷

　　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年轻员工“八连跳”，身为管理者的富士康应该对此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富士康是否给员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人文关怀？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富士康的员工尽管薪资不高，但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依然明显好于深圳周边同类企业。据富士康卫生部部长芮新明介绍，富士康每年为全体员工提供免费体检的开销就高达3000万元；而员工90%～95%的医疗费用都无需自付，企业除为员工缴纳医疗保险之外，每年至少耗费2000万元作为帮扶伤病员工的自保基金。

　　陈宏方向记者强调，富士康为员工设立多条“社会保障线”：第一是足额按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第二是建立自保基金协助员工报销更多医疗费用，第三是设立困难员工救助基金。还有员工直系亲属慰问金，员工亲属花费医疗费超过1万元就可以申请3千元慰问金；在怀化、襄樊、菏泽、商丘这四个员工来源最多的城市，富士康分别给当地慈善机构注入100万元资金，员工家属可以直接在当地领取慰问金。

　　然而，这些仍无法阻挡悲剧发生。刘坤向记者坦承，“富士康每位员工的厂牌背面都印有求助热线电话，但这些坠楼的年轻人都没有向企业的卫生部或者工会求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没有寻求帮助，这一现象确实值得管理层进行反思。”

　　受访的多位富士康员工认为，尽管企业为员工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权益保障，但管理方未必真正满足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多方面的新需求。

　　富士康员工小马告诉记者：“在每天十来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上司严禁我们说话，哪怕说几句话都会被痛骂甚至记过。上司平时对我们那么凶，怎么可能去找他们倾诉呢？”

　　小马还说，她知道厂区内有心理咨询机构，但同事们遇到问题不会主动去咨询，“上班时间没法去，休息时间不敢去，因为怕被人说是心理有问题、神经病才去那种地方。”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富士康员工宿舍安排具有随机性，不按员工入职时间、籍贯或者工作部门分配，只要有新床位的宿舍随时都会住进新员工，由此直接造成不少同室员工之间缺少交流和共同语言，关系冷漠。

　　陈宏方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我曾经在一次工会组织的活动上搞有奖问答，只要能准确说出自己室友姓名、籍贯、工作部门的人就可以获得1000元奖励，结果现场几百名员工能做到的只有一个人。”

　　刘坤介绍道，一些非正常事件其实早有先兆，“一位跳楼女工因为老乡朋友调到其他园区工作，之前已在宿舍哭了两天，但其他室友和朋友没及时把这情况反映给公司。”刘坤认为，这说明集团的通报体制不够完善，没能在员工有异常状况的时候将悲剧阻止在萌芽状态。

　　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对本刊记者说，在现代企业工作压力普遍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能够及时发现、解决员工的生活困难和思想疙瘩，未必会出现这么密集的自杀现象。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分析说，富士康在成长过程中比较强调对员工的严格管理和各种考核，这种管理方式对迫切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的“60后”、“70后”打工者并没有激起强烈反应，但现在的员工主要是“80后”和“90后”，他们文化程度更高、养家糊口的压力减少，更加追求自身个性发展，有很强的维权意识，“如果企业的管理体制还是过去那种以管为主的做法，就必然出现矛盾。”

　　王同信认为，坠楼事件连续发生间接暴露富士康在管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企业不仅要在物质上保障员工的权益，还要在精神层面体现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刘坤则向本刊记者表示，在员工非正常坠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正采取措施改善员工管理与沟通机制，如建立热线通报、心理辅导机制、设立“总经理开放日”、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增加文体资源投入、加强信息沟通与分享等，以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富士康模式”亟待反思

　　富士康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向本刊记者坦陈，面对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感受最深的是企业的无力感和不堪承受之痛。

　　芮新明说，富士康在全国有80万员工，仅在深圳就有42万名员工，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85%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年轻一代。从员工数量来看，富士康管理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县城。

　　在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的工业园区，记者看到，这里与一些仅有厂房、宿舍的中小企业有着天壤之别：入门后便是宽敞的四车道公路，道路两旁绿树成荫，银行、网吧、游泳池、篮球场、书店、咖啡厅、快餐店等日常生活设施和文体娱乐项目应有尽有，构成一个近乎完全封闭的“小社会”。

　　然而，厂区外能满足年轻人休闲游玩的地方并不多，大部分的员工能消费得起的地方，除了一两个溜冰场，便是大大小小的网吧和小吃摊。

　　陈宏方对本刊记者感慨说，富士康园区内光游泳池就建了5个，在国内企业中文体设施已不算少，但面对数十万人的生活需求依然是捉襟见肘，而周边地区也没有足够的配套设施来满足工人的业余生活消费需要。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富士康形成了一个中等城市规模的人群聚集效应，但它却无法承担社会职责，而社会的公共服务也无法延伸进去，工人的生活与当地社会几乎是隔绝的。

　　芮新明回忆说，他12年前到深圳富士康工作时，园区不足现在的1/5，员工不足5万人。但每年数万人的增长速度使这里迅速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工厂之一。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认为，富士康的发展之路正是我国沿海地区过去十余年来“代工”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社会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富士康身上，好像这是个别企业的个别现象，但这并非富士康的独有病症”。乐正认为，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拥有几万、十几万、数十万员工的“代工”企业并不少见，企业的目的是获利，而“代工”企业的利润来源于低廉的劳动力。

　　乐正说，富士康真正的问题是为了追逐利润需要越来越多的员工，但却无法满足员工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这些外来打工者背井离乡来到一个繁华、陌生的城市，遇到职场和生活问题很难从家人、朋友那里得到帮助。运行良好的社会就像一个森林，拥有完整的生态系统，而有着几十万人口的富士康却像一个单一树种的山林一样，必然生态脆弱。”

　　刘开明也认为，作为中国最大的代工企业和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之一，富士康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数十万人口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楼’事件，折射了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迫在眉睫，对外来务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注：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除已经媒体公开报道的马向前、刘志军及卢新外，富士康其他坠楼员工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