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1964年生，湖南平江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国民福利的增长跟国家竞争力是正相关的关系。我为什么强调这个观点？因为国内有个非常流行的提法，认为福利多了，国家竞争力会下降了，于是强调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我们的客观优势，但绝不是不为劳动者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理由。毕竟比较优势是短暂的，绝对不可能带来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因为比较优势是低劳工成本和低投资，低劳动者创造低技术含量和低价格的倾销，其实就是这种逻辑。福利制度健全的国家是高劳工成本，高人力资本的投资，高素质的劳动者，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高价格的竞争，这是一条逻辑。我们到底选择哪一条逻辑？无疑应该选择后面那条。我看到国家竞争力高的都是跟福利相关的，北欧国家的竞争力基本上都是排在前十位。福利好了，有安全的预期了,大家不会为了老年没有养老金、看不起病花心思，而是把精力放在产品质量提升、技术水平提高上，放在创新、创造上，这才是真正的竞争力。

　　现在，社会保障制度正在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前几年有一个汽车厂的总工程师，1995年从南京调到深圳去，2000年退休，之后就没有地方领养老金。深圳市说按照规定要缴付15年才可以有养老金，但是你只缴了七年。深圳不发养老金是对的，南京不给他发也是对的，老人要养老金也是对的，都是对的。但一个人工作了很多年都没有养老金，这里面就不公正了，这是改革制度错了，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制度。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寻求如何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社会保障重大问题就必须要得到解决和回应，必须要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当前，慈善法在起草，老年法也提交修订，未来的三年左右，是我国社保制度框架基本形成的关键几年。

　　对于未来的社会保障发展，我们有个观点，即要免除所有人的生活危机。我们应以低保为核心，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让国民遇到困难，在生存受到影响时都可以通过这个制度获得保障。美国老太太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因为有一个社会保障卡就不会饿肚子，这就是免除所有人的生存危机，免除所有人的疾病危机。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国医疗保险在加快完善，按照中央的预计我们到后年能够覆盖到90%以上的国民。

　　我认为，解决所有人的老年后顾之忧，在制度层面上是可以实现的。我估计，到2020年，所有的各种制度都走向定型，2020年以后就要按照福利社会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城乡居民的各种后顾之忧都能够得到解决，各种公共服务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福利不断得到提升。我对此一直持乐观的心态，因为一方面，政治因素有利于促进发展和增长，现在最高决策层、部委和各省市已经下决心，这是不可逆转的。再者，经济因素，我们财力雄厚。过去老是讲我们的财力薄弱，现在不是这样了。去年汶川地震，首次表明我们的财力雄厚，一个国家几千亿拿出来都不受影响。不发生汶川地震，这几千亿搞福利可以花好几年，如果为中国60岁以上的农民发养老金，全部发也才每年600亿~700亿。财力之外还有两笔收入拥有福利的性质，一是国有企业的收入，国有企业的收益前年是16000多亿人民币，理所当然要分红。另一个是土地资源，这也应当由全民共享。所以，未来中国建设一个福利的社会是完全可能也是可行的。

　　（本文整理自郑功成在岭南论坛上的演讲，有删节。记者闻齐  通讯员蔡容鑫）

　　■问答

　　我国暂时不能搞高税收高福利

　　问：凡是高福利的国家，就是高税收的国家，中国的税收并不低，是否会通过高税收建立福利国家？

　　郑功成：欧洲人接纳高税收，这是他们的文化。他们认为这个高税收支撑的高福利是他们理想的制度安排。我们是否接受？我们肯定就不能接受，美国人也不能接受，美国人不愿意，中国就更不愿意了。欧洲的高税收不是说其他的国家都可以仿效的。中国现在还不能高税收，一个是民意接受不了，第二个是我们还处在工业化的时期，要更加鼓励财富的创造。所以我们谈福利社会从来都不谈高福利社会。

　　问：如何解决住房的社会保障？请你给些比较好的建议。

　　郑功成：中国的住房自有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们不能将拥有自己的住房作为唯一的目标，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思路。现在的学生一出校门就要购买房屋。为什么？因为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大家的需求，我的思路是，政府必须要承担责任，就是要供应公共房屋。让买不起房的人有房可住。从去年开始国家调整了保障住房，推出了几千亿元解决公共住房问题。如果人们在住房上也从最低消费开始，之后租赁房屋，最后才是购买自己的房屋，房地产的价格就会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