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通过工资保证金制度、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企业欠薪监管等方式,试图破解农民工被欠薪难题。
这些措施效果如何?破解欠薪难题,症结何在?
一问:
讨薪难,到底难在哪?
编辑:每到年底,各地农民工讨薪现象都会增多。年复一年的讨薪难,症结究竟何在?
记者:就安徽合肥而言,讨薪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工厂、商店、饭店等员工的讨薪,包括恶意克扣工资、不给加班费、随意辞退等,另外一个讨薪集中的领域,就是建筑企业农民工。
合肥市建筑业从业人员达43.98万人,其中农民工约37万人。这些农民工中,约有80%的人纳入全市290家建筑劳务企业管理,带班式及零散务工的约占20%。合肥市劳动保障局副局长王世保给记者出具了一份最新数据:2009年1—10月份,合肥市帮助10590名农民工讨薪4812万元,其中,为建筑领域工人讨薪4132万元。
建筑领域的欠薪问题,涉及违法分包的比较多,往往都跟包工头有关。企业多是把工资交给包工头或带工老板,在工程结算之前,农民工只领基本的生活费。在一些项目中,由于拖欠工程款,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于是层层拖欠,导致农民工无法及时拿到工资。
王世保介绍,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维权意识淡薄等原因,以及业内的大气候,对于签订劳动合同不是特别重视。这就导致很多农民工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专家:不能忽略的是,讨薪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法律的严肃性没有得到尊重。付劳获酬,是劳动法中做出的明确规定,同时也是处理劳资关系最基本的底线。无论用工单位有何种理由,都应该对此坚持和尊重。
二问:
农民工合法讨薪无门吗?
编辑:当发生欠薪时,农民工可以怎样寻求帮助?讨薪悲剧事件的一再发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讨薪手段缺乏效力和执行力吗?
专家:在实际操作中,欠薪维权的手段比较多。首先,可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直接监管部门投诉,政府监察机构有责任及时回复和介入处理。第二,可以请求工会组织出面协商解决。如果是加入了工会的会员,可以向工会组织提交报告;如果不是会员,也可以向工会反映情况。第三,发生工资纠纷时,还可以向劳动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第四,也可以提起法律诉讼,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走法律程序周期可能比较长。
就解决效力而言,我个人认为,向相关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以得到政府的干预和支持,是最为有效的。但在实际解决中,政府在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上,仍有改进空间。比如,监管部门应该向社会公布投诉电话,使农民工可以更便捷地知晓,保证他们在投诉时渠道能够更通畅;同时,应该建立答复机制,规定在多长时间内必须进行答复,以提高办事效率。
同时,也要提醒农民工,要将维权前置,讨薪和维权不能拖到年底。在选择工作时,要审慎选择资质好的包工队,对于有问题的要及时举报,以维护用工秩序。这也许会增加找工作的难度,但能够减少日后出现欠薪问题的可能性。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维权不能以极端的、非理性的方式进行,否则最终只能对自己造成二次伤害。
记者:农民工维权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农民工往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无法提供施工单位的盖章证明,导致相关部门和机构无法及时处理。为了讨薪,一些农民工选择了极端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工程结算方面的争议,有的项目经理为了要回工程款,利用社会对于农民工的关注,通过扣压工资的方式,鼓动农民工上演“跳楼秀”。
二问:
农民工合法讨薪无门吗?
编辑:当发生欠薪时,农民工可以怎样寻求帮助?讨薪悲剧事件的一再发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讨薪手段缺乏效力和执行力吗?
专家:在实际操作中,欠薪维权的手段比较多。首先,可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直接监管部门投诉,政府监察机构有责任及时回复和介入处理。第二,可以请求工会组织出面协商解决。如果是加入了工会的会员,可以向工会组织提交报告;如果不是会员,也可以向工会反映情况。第三,发生工资纠纷时,还可以向劳动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第四,也可以提起法律诉讼,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走法律程序周期可能比较长。
就解决效力而言,我个人认为,向相关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以得到政府的干预和支持,是最为有效的。但在实际解决中,政府在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上,仍有改进空间。比如,监管部门应该向社会公布投诉电话,使农民工可以更便捷地知晓,保证他们在投诉时渠道能够更通畅;同时,应该建立答复机制,规定在多长时间内必须进行答复,以提高办事效率。
同时,也要提醒农民工,要将维权前置,讨薪和维权不能拖到年底。在选择工作时,要审慎选择资质好的包工队,对于有问题的要及时举报,以维护用工秩序。这也许会增加找工作的难度,但能够减少日后出现欠薪问题的可能性。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维权不能以极端的、非理性的方式进行,否则最终只能对自己造成二次伤害。
记者:农民工维权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农民工往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无法提供施工单位的盖章证明,导致相关部门和机构无法及时处理。为了讨薪,一些农民工选择了极端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工程结算方面的争议,有的项目经理为了要回工程款,利用社会对于农民工的关注,通过扣压工资的方式,鼓动农民工上演“跳楼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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