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国两会期间，如何解决近期在部分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用工荒及调节劳动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备受公众关注的话题。就在两会刚刚结束后不久，瑞典劳动部国务秘书艾娃·松内戈德一行对我国进行了访问，同时她也带来了独具特色的瑞典劳工市场模式。松内戈德女士访华期间，本报记者对松内戈德女士及瑞典驻华使馆首位负责劳工市场事务的参赞欧阳博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能否用几句话简单介绍一下瑞典劳工市场模式的最大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松内戈德：瑞典的劳工市场模式，有一套稳定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和制度，它能够相对确保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在瑞典有代表工人的工会、代表雇主的雇主联合会，他们每年都需要定期进行协商，就与工人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的各种条件，比如薪资待遇问题展开谈判。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进行机制上的规范。但是，政府只是对工作环境进行一些基本的规范，而这种方式也会有照顾不到的人群。因为在瑞典，有些公司并没有加入雇主联合会。但大约80%至90%的工人都是工会会员，而只有一半的公司是雇主联合会成员。因此，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薪资和其他工作环境问题会非常慎重，因为这对所有社会成员来说都至关重要。

　　所以，我想或许可以这样说，这种模式是一套稳定的系统和制度，它让我们有信心应对和解决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冲突，虽然它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然了，政府所做的，还包括要同那些非雇主联合会会员或者非工会会员展开对话，保护那些失业者和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群。总之，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所有弱势群体的利益，工会或者雇主联合会可能并不能总是照顾到这部分不属于任何劳动力市场的人群，政府要做的就是想办法保护他们的权益，让这些人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

　　记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许多企业都在大量裁员。请问，瑞典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

　　松内戈德：这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在瑞典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和银行系统危机。站在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如果不断有人被解雇，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那么在目前这种环境下，他们将很难再在这个市场中谋求到一份工作，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劳动力市场。

　　具体来说，目前在瑞典，大约有50万人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其中将近20万人可能就此永久性失业，而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所以，这场金融危机让我们再次看到有太多人失业，而他们原本不该离开劳动力市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采取大量的措施，重新挽回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率，而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指导下的大量举措，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这也正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工作任务。为此，我们需要像中国政府一样，推行积极的经济扩张政策；我们需要保障各个种族的工作权利；我们需要不断地减税；我们需要继续增加就业机会；我们需要加大房产建设方面的投入；我们还需要增加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

　　记者：瑞典在保障劳工社保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松内戈德：瑞典的社会保险体系一直在不断发展，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首先要说的就是，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必须开始这个过程。如今在瑞典，我们的社会保险体系已经覆盖得相当广泛。也就是说，残疾人可以享受政府的津贴，但他们肯定想继续回到工作中去。或者，你可以拿到政府的患病津贴，但是然后，就会考虑要么换份工作，要么做点别的事情，这就是信用社会。如果拥有一套全面的社保体系，你就必须确保有合适的人来负责它的运转，而看起来，瑞典目前就有着一套较好的控制体系。

　　当然，如果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投入过大的话，那么势必会影响到GDP的增长，瑞典在2006年时就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对此进行分析后，开始削减在福利方面的支出，因为这两点是没法能够同时兼顾的。考虑福利的增加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兼顾它对GDP的影响。

　　记者：2008年4月时，媒体曾报道瑞典有望放宽劳务输入政策。瑞典政府目前在对于雇用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劳务政策方面是怎样规定的？

　　欧阳博：是的，瑞典在2008年12月15日批准了这部劳务输入法律，基本上这是一部以需求为导向的法律，其主旨是由公司来决定他们想要雇用的对象。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清楚哪些人更适合一些公司的工作，而公司自己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因此，出台这部法律，就是我们不再限制公司必须雇用某些国家的劳动力，而是可以面向全世界。当然，这一趋势也是与瑞典民主变化的现实密切相关的，瑞典国内的人口在逐渐老化，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到瑞典工作。至于这部法律实施后的效果，就目前来看还很难评估，因为这部新法的颁布与金融危机几乎是在同时出现的。

　　但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这部法律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其核心观念是，如果市场需要劳动力，那么他们不仅会雇用更多的瑞典本国劳动力，同时也需要国外的劳动力。但是现在，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瑞典的失业率同样也很高。这意味着工作机会在减少，也就是说，雇用瑞典以外的劳动力的工作机会也相应减少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一法律出台后，在瑞典之外，或者说欧洲以外的劳动力输入瑞典的数量，比法律出台前预期的数量要少很多，因为企业并不希望再扩大用工数量。这条法律下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所有的输入劳工必须要与瑞典工人享有同等的工作环境，同等的工资待遇，所以这一法律不是让企业去国外找一些低成本的劳动力回来做工。

　　我们这样做有很多原因。首先，我们希望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工人，同工同酬。其次，我们不想让输入劳工的工资过低，导致本土的劳动力的平均工资降低。到目前为止，瑞典输入的最大劳工群体是从印度来的IT业工人，这一行业的人是瑞典最缺乏的，瑞典人在这一领域有从业资格的人很少，同时，印度工人能讲英语也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当然，也有许多中国工人到瑞典做工，他们大部分是从事服务行业。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法律主要是为未来的用工缺口设置的，是一项长期的政策。未来我们可能会有潜在的对来自中国的IT产业的工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