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慌了谁？

广东缺工、福建缺工、浙江缺工……春节过后,来自多个地区的信息显示,“用工荒”不仅出现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就连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省如安徽、四川等地也不同程度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情况,部分企业的生产线开始“撂荒”。

为了招到新员工、留住老员工,广东一些企业纷出“奇”招:节后开工即来上班的员工,可以报销往返火车票;凡介绍新员工来,老员工可以奖励一级工资等等。面对招工难,似乎首先慌神儿的是企业。

但也有一些企业表示,每年春节前后缺工实属正常,等到4月份左右工人又会回潮,尤其是那些没能找到更好工作的人自然会回来求职。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企业招工情况的最新调查,结果的确如此。截至3月10日,企业缺工数量已逐步减少,农民工进城务工人数已逐步上升:广东全省缺工从2月底的90万人下降到70万人;福建全省缺工从2月底的28万下降到20万。我国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招工难问题正趋于缓解。

缺工数量虽然在减少,但是缺口依然存在。在那些待遇较低、工作生活条件不佳的企业尤为明显。有调查显示,招工遇到困难的企业提供的工资待遇,通常比农民工跨地区就业时可接受的工资水平低300—500元。缺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居民生活和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缺工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岗位主要是技术工种和熟练工种,用工方式主要是季节性用工。

“用工荒”根源在哪里？

分析今年的“用工荒”为何出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唐忠认为,这与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首先,2009年春节前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沿海地区很多企业因订单急剧减少而大幅裁员。当前,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带动下这些企业订单增加又急需大量招工。其次,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域竞争加剧导致农民工外出务工出现分流;同时伴随着产业转移,中部和西部就业机会大幅增加、收入相应提高,加上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农业比较效益提升,这些都导致部分农民工回流。第三,部分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技能劳动力供给不足矛盾比较突出。

唐忠说,用工短缺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这种市场的不平衡状态是由于相关制度不完善引起的。首先,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偏向,农民工进城务工时在就业、医疗、养老、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无法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待遇。其次,双重生产要素配置导致农民务工的不确定性,进城务工还是在家务农,哪边的效益好他们就会向哪边流动。再次,初次分配制度不规范,使农民工难以获得自己理想的劳动报酬。这些因素都会加剧市场的错位。

新生代农民工加剧“用工荒”？

今年春节后,来自湖南岳阳的小刘到广州找工作,虽然有那么多的企业求贤若渴,可她还是空手而回。因为她理想的是一份月薪能在2000元左右的接线员工作,不要太多加班,那些必须长时间在流水线上工作、领取计件工资的岗位让她无法接受。

小刘的想法与大部分“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相似。与父辈农民工相比,已占农民工总数60%的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高两低”特征: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较高;物质、精神享受需求较高;工作耐受力较低,对社会欠公平现象承受力较低。他们会将务工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不是农业收入的补充;他们找工作不仅看工资水平,更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

唐忠认为,不能单纯地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会否加剧“用工荒”。但是当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企业作为需求方却没有相应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和薪资水平,没有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和成长机遇,依然忽视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遭遇招工难在所难免。

据了解,为了留住工人,沿海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追加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各项福利保障。最近,北京、广东等地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水平。

“用工荒”会成为常态？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民工潮,到2003年上半年以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很多企业习惯了将廉价劳动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许多城市陆续出现了企业用工短缺现象,“用工荒”开始成为人们不断提到的词汇。

　　早在2004年,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就缺工10%左右,其中广东有近200万用工缺口。缺工的状况自2004年以来持续5年有余。

　　“用工荒”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是否意味着用工短缺现象会从短期向长期,从偶发向常发演变？

　　唐忠说,正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尽管当前的“用工荒”绝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根本的转变,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就业压力也依然巨大,但是结构性、区域性的用工紧张将伴随着经济周期的起伏长期存在。尤其在近阶段,随着中西部地区开发建设的力度越来越大,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将伴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始终。

　　“用工荒”是否有解？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部门在2009年初曾进行过农民工就业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因缺乏就业信息与就业渠道而影响就业的农民工比例达41.7%,通过政府获得信息实现就业的农民工仅有11.7%,而且多为就近就地转移。唐忠认为,短期内缓解“用工荒”还是需要输入地和输出地政府加强协调沟通,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准确的用工信息。

　　从长期看,解决“用工荒”需要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施以合力。首先在制度层面,政府可以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工进城落户以及与当地居民在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要求,政府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好,比如岗位技能培训、招聘信息发布、失业数据登记、统一社保接续等等。

　　从企业角度讲,应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障和福利,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唐忠说,长远看,既要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给企业造成的压力,又要彻底摆脱用工短缺的困境,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会成为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必然选择。

　　“用工荒”的出现意味着农民工有了“用脚投票”的权利,但是在就业市场的天平上,他们依然处于弱势。未来,他们还面临着保障自己劳动权益、提升就业能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