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的六十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迁,“劳动”的内涵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共和国奠基的阶段,“劳动”是最重要的几块基石之一,它意味着从经济、政治到文化、伦理的一整套秩序。劳动作为当时社会的中心概念,包含了对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社会领导地位的确认,对一种以劳动为价值基础的经济秩序的诉求,以及“爱劳动”的社会伦理主张。而进入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之后,劳动重新与资本、技术纠缠在一起,劳动的种类比以前要复杂得多(比如知识经济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劳动显然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劳动者的组成也要复杂得多。在日常语言表达中,人们则主要用“工作”、“上班”这些词,而较少再用“劳动”一词。
其实在改革和经济起飞的初期,正是“爱劳动”的历史时期所训练出来的有一定文化素质、能吃苦耐劳的大量劳动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地少人多,劳动者本来就不得不更勤奋和更重视教育;由于国家倡导普通劳动者热爱劳动和开展基本的文化教育,工作能力就会更强一些。一些海内外观察家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的“勤劳革命”。相对于数目上的“人口红利”,这种素质训练和“爱劳动”的伦理习惯更为重要,一个勤劳的、有一定素养的劳动者抵得上两三个懒散、疏于训练的劳动者。
今天这种“爱劳动”的伦理已经遭遇了严重的挑战,比如二代农民工在勤劳程度和工作意愿上已经与他们的父辈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不再那样吃苦耐劳。这一变化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劳动者的伦理基础和社会位置变了。“劳动”已经跟“热爱”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为了获取报酬的付出;劳动在资本面前,也日益显示出它相对弱势的位置。今天的劳动者群体得在市场经济的地基之上,重新建立自己的伦理和尊严。
改革前期仍然有的劳动伦理和尊严感,的确能够让劳动者在相对廉价和比现在要差的工作环境中吃苦耐劳和保持心理平衡。而现在即使工作环境已经有所改善,劳动报酬也有所提高,但要保持心理平衡和勤奋工作,确立劳动者的尊严感和伦理需要完全不同的新条件。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实现体面劳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点。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劳动伦理不再是热爱,而是职业规范;尊严不再来自劳动本身,而是市场社会的评价体系。
从尊严政治的角度看,今天中国社会对尊严有着最强烈诉求的社会群体正是广大劳动者。变化剧烈的现代中国不变的一点是,劳动者群体虽然人数众多,但声音不大,特别是发出声音的能力不强。与其说劳动者缺乏表达诉求的权利,不如说他们缺乏表达诉求的能力。这一缺陷可以弥补,但条件或者是他们突破常规把声音造大,或者是执政者时时主动地走进他们中间,把握他们的诉求。执政党之所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密切同劳动群众的联系,深入劳动群众、关心劳动群众,关心他们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始终与劳动群众心连心,原因就在于一直了解劳动群众表达能力不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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