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优势曾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然而，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原有制造业劳动力的供求平衡被悄然打破。劳资纠纷频发，有些事件看似并无直接关联，但如果从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背景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体制变革的昭示意义，预示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将会加速来临。对此，有关调控部门须当未雨绸缪，通过让广大农民工尽快实现“体面劳动”，逐步实现一系列社会矛盾的软着陆。

　　从当今农民工群体结构来看，随着大量第一代农民工“卸甲归田”，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外出务工大军的主力。相形父辈们单纯的“挣钱”目标，他们更希望企业能够提供发展机会，期盼大城市真正接纳他们。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平与效率有更深刻的理解，因此才会有某些外企员工发出与外资同事同等待遇的呼声，在十几年前这样的利益伸张似乎难以想象。但这些诉求，在商言商的企业是却很难扭转既有的惯性管理思维，甚至根本不愿意主动采取变革。其结果就是，我国劳动供给方长期难以同步享受经济增长的福利，与此同时劳资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

　　劳资矛盾的零和博弈表明，当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已经由宏观领域具化到了微观层面。在海外企业依靠品牌赚钱，依靠销售渠道赚钱之际，国内代工企业却只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拼搏，这就是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微观化的现实体现。换言之，市场正在由下向上地倒逼体制变革，调控部门只能顺应变革而无法逆转其趋势。

　　从操作层面看，导致劳资矛盾的直观因素是制造企业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劳动强度大成为各种不良事件爆发的导火索。这与工人群体在企业中话语权缺失有着极大的关系，也让诸如“工资集体协商制”等维护员工权益的规定形同虚设。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者往往依靠强大的工会组织维权，以至于企业不得不畏惧于员工代表的强势而做出种种让步。相形之下由于我国工会组织在建立、干部任免以及经费划拨等方面均依赖于企业，实际上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所以，有关部门必须要从组织制度变革着手推进，真正培养一批独立性强、具备专业知识背景的高素质工会人才。

　　从收入分配的深层次因素看，有关部门应着手提高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在上调各地“最低工资”的同时，也应有针对性地满足农民工的现实诉求。应当看到的是，农民工整体素质提升将会倒逼制造业走出简单加工的低端循环，是为产业升级的引擎，也是广大农民工能真正享受到较高待遇的根本。由此，政府部门应切实投入财政资金加大对中低劳务人员的培训投资，根据市场需求有的放矢地开展各种免费培训服务，并规定企业必须将员工培训列入到实践安排之中。而且，政府部门也应当重视农民工身份转型问题，使其能与广大中小城镇的建设同步，并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和福利制度。

　　笔者相信，劳资纠纷个案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将逐步平息，但相关体制问题却绝非“救火”模式所能够彻底解决。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走过30多年，在关键体制改革问题上应该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并且应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早做制度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