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我国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且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做法。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6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统计数字显示，从1995年到2007年，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只增长了1.7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国家财税收入增长幅度，起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作为发展主力的公众，在分配中却被边缘化了，没有享受到应得的成果。二是在此基础上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家完全能够承受。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一直是各界热议、媒体热炒的焦点。然而这样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已经沦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一句话，缺乏切实动作。其间，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博弈，最明显的，是地方政府的无动于衷，以及垄断企业的明确反对。公众的强烈期盼，由此变成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有观点认为，要想冲出“收入倍增”困局，首先需要企业和政府利益的让渡。这种观点的提出，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收入改革背后的艰难角力。我们知道，角力的输赢，决定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而在现实中，与企业和政府角力的，却只是些力量有限的普通劳动者。

　　不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势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居民个人的收入为代价获得的，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其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背后，是中国广大劳动者工资水平的被压抑和低估。

　　劳动权的长期弱化与劣势，不仅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会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缺乏持久的后劲。

　　在这一点上，最近发生一些城市的“用工荒”、“招工难”，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劳动权的尴尬现状，是收入分配改革纠结背后的最本质问题。在此情况下，即使我们进行再多的呼吁，也很难撼动当下的分配格局。现在，我们应该研究收入增长的细化问题，应该考虑怎样解决来自企业和政府的阻力，应该琢磨如何强化工会的力量，但更应该关注的，是劳动权的觉醒。

　　当劳动成为一种权利选择，劳动者就不再是那个单纯看企业眼色行事的弱势群体，而企业和政府，也不再高高地居于决定地位，彼消此长的结果，是角力格局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将对收入分配改革产生不可估量的倒逼作用。

　　在当下的情况下，我们不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劳动报酬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既关乎经济，又关乎政治；还应该顺应潮流，实施必要的削高填低或者抑高补低，对高收入者做做减法，对低收入者做做加法。较之劳动权的倒逼作用，适时的政策导向，是促进社会分配公平，赋予中低收入者扬眉吐气理由和空间的最好的催化剂。

　　◎本报评论员 栗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