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有人戏言称，《义勇军进行曲》中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仍然能激起广泛的共鸣，因为中国人经常以没有站起来的“奴隶”自居──房奴、卡奴、孩奴，最近又多了一个“菜奴”。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自嘲的成分(比如，换个角度来看，许多房奴其实还是房主或地主)，之所以“奴隶感”蔓延，主要还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身陷“工资奴隶制”，而且工资增幅缓慢甚至难以应付吃穿住行这些基本生活需求。这背后是收入分配出了大问题，主要体现在GDP中，相比政府和企业收入，劳动者报酬占比连续十多年下降。因此，要想让中国劳动者摆脱“奴隶感”从此站起来，仅仅依靠覆盖面有限的二次分配是不够的，最主要的是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报酬，但如何提高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中国劳动者报酬或者说工资占比连续下降的原因何在?第一，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因为劳动者的话语权在减弱，由于中国的工会并非完全代表劳动者利益，导致劳动者在同企业的讨价还价中处于弱势。

　　第二，是因为中国劳动力过剩，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压制了工资的增长，在由活生生的人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这是有些残酷的供求规律──如果你嫌工资低想放弃这个工作，随时都有人顶替上来，让你不得不忍受低工资。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劳动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背离，企业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第三，经济结构转型也导致了统计意义上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伴随着劳动力转移，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由于第一产业劳动报酬占比最高，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较低，按照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分析，1995-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有61%可以由经济结构转型解释，其他的部分是可以由第二产业内部存在垄断来解释。

　　对于主要原因的判断不同会导致政策着力点的大相径庭。如果说第一点是主要原因，那么政策的着力点就在于政府要进行行政干预(比如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完善工会制度让其代表职工进行集体谈判和协商，甚至组织罢工。但是，无论是最低工资还是工会制度，同贸易保护政策一样，都只会保护一小部分群体，而伤害最弱势群体。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和通过工会组织谈判或罢工来谋取更高的工资，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的用工需求，即使不会大面积辞退技能相对较低的老员工，至少也会减少招募新员工。

　　虽然这一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但现实世界中大多数国家都实施最低工资和保留工会制度。对于中国来说，由于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目前并不是过分强调最低工资和工会制度的好时机，因为即使强调了也不见得会见效，反而增加劳动者的怨气。虽然劳动者的权利需要保障，政府也很容易通过这种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来彰显其执政理念，但不能保护了一部分群体，而让另一部分最弱势群体因此丢了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

　　理性地看，现阶段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主要是劳动力过剩和经济结构转型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和努力，而不是像提高最低工资和完善工会制度那样，主要靠企业和劳动者博弈。劳动力过剩是一个人口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人口多而年轻并不是负担，如果通过税收优惠扶持第三产业，放开政府垄断引入民间投资，就会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加速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劳动者报酬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最近四五年，此前几乎十年不变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突然上升，这并非最低工资和工会制度的功劳，而是要归功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当然，由于中国政府并非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这一过程来得太迟了一些。只有首先通过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以第三产业为主体，充分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才可以开始考虑完善工会制度提高劳动者的话语权，否则在有大量“接班人”的情况下，劳动者何来的话语权?即使像深圳富士康和佛山本田公司这样，通过自杀和自发性罢工争取到部分话语权，员工工资如愿上涨，但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有人生命逝去，有人被开除出厂，企业也胆战心惊，这远远不是最理想的结果。

　　其实，如果现阶段政府想立竿见影般提高劳动者报酬，倒是有一个捷径，就是加大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并降低社保缴费率。目前，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中约有60%左右被缴纳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住房公积金以及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部分至少还属于“自己”的，而占比在30%左右的养老保险基本上是“无影无踪”，据说是在还历史的欠账，这导致了劳动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大大减少。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国有企业分红或者出让土地等收入补充社保缺口，就可以调低社保的缴费率，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总而言之，劳动者报酬太低根子主要在于政府，而不是企业，罢工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站起来了，即使现在站起来了过几天也会无奈地一屁股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