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劳资纠纷爆发的时期，这些劳资纠纷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纠结的富士康跳楼门到本田零部件公司的停工门，引发关注的不仅仅是员工的待遇问题，更是中国制造业乃至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日前，搜狐财经邀请工业社会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宓小雄进行了独家访谈。
嘉宾：工业社会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宓小雄
主持人：搜狐财经祝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宓小雄做客搜狐
涨工资并不能解决富士康的本质问题
搜狐财经：富士康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富士康对外宣布基层员工整体薪资水平提升30％以上。对此，您怎么看？富士康事件仅仅是因为薪资的原因引起的吗？
宓小雄：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不能说跟工资水平没关系，应该说某种程度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但是仅靠提升薪资水平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近期富士康对这个事情高度关注，富士康从郭台铭到高管层都在想这个事情，为什么事情会走到这一步？有不少专家会诊，其中有的观点我是比较赞同的。
这些年轻员工的一种社会疏离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只能说是直接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这么多跳楼的员工都是20出左右，以80后为主，任职年限很短，短的一两个月，长的不到一年，而且是新员工。其他的老员工、年纪大的员工未表现出这种行为，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个案。
我之所以说这不是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社会疏离感，乃至于员工在富士康以及类似企业中的无力、无助感觉。这是怎么形成的？还是有更深的一些制度方面的原因。
多数企业在对内社会责任方面有欠缺
搜狐财经：除了心理疏导，更多还是跟管理制度有关，管理太军事化之后，对于人的个体尊重就会少了。
宓小雄：对，我是搞工业社会学的。搞工业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都知道一个研究结论：在简单劳动的前提下，专制式的劳动管理是最有效率的。军事化管理就是一种专制式的管理方式了。
郭台铭是军人出身，他采用这样的管理方式，也是一种从个人的管理逻辑来说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他适应这个、并且看好这个、习惯这个，并且愿意这么做。而且类似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乃至更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实行军事化管理时都相当有效。
实际上半军事化专制式的管理对提高效率是有好处的，当然，这是指在简单劳动这个环节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资方，他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采用他所认为最能提高效率的办法，从经济逻辑上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搜狐财经：作为企业来说本身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率，我想有最高的效率，这个确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员工毕竟是一个人，在这方面，企业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需要做些什么？
宓小雄：对，所以我刚才讲的从经济逻辑上来说，企业谋求利润最大化，它要有可观的利润来回报自己的股东，这是天经地义的。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投资给你办企业，股民们为什么追从你的股票？但是，近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调企业必须有社会责任，不能光是完成老板、股东给你的任务，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一个企业公民，还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分为两块，一个是对外部的，真正面向大众，慈善捐赠、环境保护、扶贫济困等事情企业都是企业的外部的社会责任。
还有就是内部的，对员工的。在这一方面，咱们国内的很多企业，民营的、外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在这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所欠缺的。
搜狐财经：企业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个确实是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别的类似企业没有发生像富士康这样的事件呢？
宓小雄：这就要具体分析富士康这个个案了。我这些年一直做劳动企业研究，也关注农民工问题，也在做城乡一体化方面的研究。我到过很多地方，珠三角、长三角的很多企业我都进去过、看过。
应该说，富士康公司内部生产线的整齐划一，生产区的整洁程度和生活设施的配套完善程度，在国内的同类企业中间算是做得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我们从硬件方面着眼，问题不是很大。
实际上，员工更缺乏的是一种人文的关怀。员工是人，不是工具。军事化管理倾向于把人当工具来看待，当机器来看，因为我没有直接进入过富士康，我不好直接判断。但从迄今为止的媒体报道来看，在它的管理中间，确实很少能看到人文的关爱。
“世界工厂”如何转型取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基础
搜狐财经：现在出现富士康事件，大家都在反思，是不是我们“世界工厂”这样一条路没法继续走下去了，您考察过长三角，珠三角的很多工厂，如果简单地说要这些工厂转型，会很难吧？
宓小雄：我想中国应不应该成为世界工厂，以及能不能继续成为“世界工厂”，不是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包括企业老板，或者专家学者能够直接提出来解决方案的。
因为它更多取决于中国的经济社会的现实基础，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成为“世界工厂”是一个必要的，或者说无奈的明智选择。它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必要性。如果说让中国不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我们现在正在讲的中国创造和中国创新，或者能不能考虑让中国成为世界实验室？这个愿景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不可能。
以中国现在的软实力来说，中国成为世界实验室还言之过早，这跟中国的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是有关系的。成为“世界工厂”是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必经途径。
问题在于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工厂”？不能说“世界工厂”这条路走得过于艰险和坎坷就不走。德国、日本都是“世界工厂”，但是人家做的是中高端的产品，德国制造、日本制造在世界上是品质的代名词，甚至有的成为名牌或者优质生活的代名词。所以中国制造这个牌子未见得不好，关键是我们怎么样适时的来调整它的内涵，让中国制造渐渐变得更有技术含量，从低端制造到中高端制造逐渐走向过渡。
要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或者说层次，首先跟咱们的政策鼓励引导有关系，国家要出台更多的鼓励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的一些政策措施。另外，要加强对人力资源培养的投资，国家现在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教育是严重的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全国讲的这些话，就是看到中国制造，或者中国式的当前发展道路面临一个后继乏力潜在的隐忧，如果不解决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光靠我们现在低端制造、出口加工型企业，中国是没办法很好地走向世界的。
劳动的简易化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政府干预
搜狐财经：我们周边这一些亚洲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他们制造业也是很发达的，他们在解决制造业的发展中是怎么做的？他们现在更多是在做一些中高端产品。
宓小雄：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企业家们不愿意进入中高端制造业这个产业链，而是因为他们现在很难进去，中高端产业链竞争不光是资金的竞争、技术的竞争，技术包括研发，包括一些核心工人的技术素质，也是普通劳动力素质的竞争。
日韩平均教育水平是明显高于中国的，而中国现在制造业领域中间，最大量的从业员工是来自于农村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所受的教育程度，在五、六年前主要是以初中毕业为主，近些年高中毕业的比重越来越多，不识字的那些工人已经逐渐退去，新生代农民工学历水平稍高一点，但他们所受的初高中普通教育，是不带职业培训这些内容的。尽管他们有基本的学习能力，但是有哪些工厂，尤其是试图雇佣低成本劳动力的工厂，愿意把你招进来培训两三个月以后才让你上岗呢？这种一无所长的新生代的农民工只能进入简单的劳动岗位。
可能富士康之类的企业是从事IT行业代工，他们的机器设备是国际先进的，生产的产品也是领先高尖端产品，但他雇佣的工人技术素质肯定会高吗？这跟资本主义现在生产方式的特征是有关系的。
在几十年前，美国有个工业心理学家，叫布雷弗曼，他写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里面分析了资本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直到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间一个劳动控制中间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就是促进生产劳动过程的简易化。
采用流水线，机械化，装备线，这样的作业环节，把许许多多的复杂劳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一步一步地分解成不同工序之间的简单劳动，一个有着基本文化，比如说高中文化的人，稍经训练很快就可以适应操作台上这些接插或者装配的业务。复杂劳动的简易化过程，对资方来说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摆脱了对劳动者个人劳动技艺的依赖。当复杂劳动需要复杂操作的时候，工人手艺是决定产品质量的至关重要因素。但在装配线上，这个因素被极大的淡化了，只要从事极简单的劳动就可以生产出来高精尖的产品。资方不怕你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工人跟我抗争，提出涨薪或者各种资方不愿意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人因自己的技艺而获得的劳动控制话语权。
由于工人丧失了对劳动起码的话语权，工人的权利无法保障，于是工人开始抗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英国、欧洲大陆风起云涌的工人大规模罢工，非常多。后来国家也逐渐认识到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要有另一个手，另一个环节来加以制约，这就是国家的干预。
资方装配线、生产线、流水线，劳动的简易化是一个经济的无形的手，这时候，国家的有形的手——政府的干预必须加入到生产过程中间来，介入到劳动控制中间来。只有这样，工人作为人的那些要求和愿望才可能得到保证。所以国家干预在市场经济阶段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相关劳动保障缺乏可操作性
搜狐财经：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干预主要是哪些层面上的？
宓小雄：有两个层面，首先是工会，对工会立法，工会运动的合法化，工会的集体抗争权和集体谈判权的确定；第二是国家出台一系列相关跟劳动过程有关的法律法规，劳动保障，失业保障，公平就业等方面的。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40年代，美国先后出台的相关各种法律法规，我查了下，至少有十几个。
搜狐财经：中国在这些年也有很多的相关法律法规出来，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宓小雄：咱们国家也看到这些，随着市场经济逐渐的顺利运作，国家越来越看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刚才讲的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中国政府也在做，包括《工会法》的出台已经很多年了，包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相关的劳工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近几年也纷纷出台。国家看到了这一点，也正在做。
客观说，当这些法规出台以后，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这些法律法规付诸实施的实践过程，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相应法律法规，包括以《工会法》为依托的工会的活动都相对软弱，缺乏可操作性，缺乏经得起检验的一些制度设置环节。
大多数工会并没有履行自身职责
宓小雄：仅以《工会法》来讲，它对于工会的权力界定了很多，可以说比较详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工会法条款，就会看到这里面都是“应当”，“应该”“有权”。工会应当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工会应当怎么样，企业应该怎么样？全都是“应该”、“应当”，它缺乏非常明晰的一些强制性的约束条款。假如不做，应当的他没有应当，应该的他没有应该，应该赋予工人的权利他没有赋予怎么办？这些没有约束性。
事实上，如果出现类似上面的情况，当地劳动部门应该介入进行仲裁，但如果劳动部门不介入呢？我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当地部门劳动部门不介入，或者介入以后草草收兵，敷衍了事，这里不追求劳动部门有什么个人原因，但至少可以发现管理上面的疏失是相当普遍的。
当劳动部门不再介入或者不强有力干预的时候，工人怎么办呢？劳动部门有权向法律部门提起诉讼，如果劳动部门不提起诉讼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工会要有权代表工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在现实中，工会的领导人他不履行这个职责，或者说他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这样的工会大量存在。
搜狐财经：有这么多的问题，中国工会必须得要有一个转型或者重建，如果要转型或者重建的话，怎么做得起？从何做起，总得有一个切入点吧？
宓小雄：关于重建，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下，重建基本上咱们谈不上。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工人阶级还是咱们国家的领导阶级，迄今为止仍然是，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翁，至少目前在国有企业中间仍然是这样。你对这样的工会谈重建，实际上会抽空它的政治基础，咱们不讲重建。
那就是转型，工会的转型是必要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会，大家都称之为“福利工会”，只是给工人发洗澡票，演出票，发点过年过节的节日慰问品，以及工人生老病死的时候上门慰问，吊唁等等。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咱们工会应该说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工会本身就应该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改造。但是这个转型改造没有很好的完成，至少在许多地方工会的主席并不真正的是工人自发、自愿、自主选举产生的。仅从工会主席产生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所在。
谁选出来的工会主席，这个主席就会向谁负责。我们很多地方的工会主席往往不是工人自主选举产生的，还有它的薪水，并不是从独立的、不受资方制约的工会资费来支付的，而是由企业发放的。
你是工会主席，但你的工资是老板发的，你有可能站在你的衣食父母的对立面跟他强烈抗争吗？我们相信大部分工会主席是有良知的，他知道应该代表工人的利益，但是个人利益所在，难免或多或少会影响他对劳资关系很多事情的判断和处理。
工会干部的工资为什么不能从工会经费中间出呢？工会经费其实是有法律规定的，企业必须按照工人人数和工资额度多少的比例按时足额缴纳，这是国家法律规定必须给的。这与资方对工会主席工资的发放是两个概念，还有工人的会费缴纳。
还有第三个就是国家的补贴。还有其他渠道工会自主创收等等一些活动，工会给他的独立、自主的，可以说摆脱了资方约束，这样他从直接的利益机制上，至少先从薪资机制上摆脱资方跟他之间的一种利益瓜葛，他就有可能比较多地超脱出来。
当然不光有工资发放问题，还有专职干部自己的饭碗问题，如果工会主席的饭碗都朝不保夕，怎么可能全心全意扑到工人利益中间去呢？尽管有规定，企业方面不得因为工会工作方面的原因而解雇解聘或者处置工会工作人员，这是明文规定的，但是迄今我所见到的一些个案中间，资方从来不会以你是因为参加工人的活动，你是因为代表工人的利益跟我谈判，我就不解雇你，没有一例。理由可以是千条，万条，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理由最简单的现在生产不景气，定单下降一个百分点，我要裁人，能裁吧？
要让工会发挥作用，先不讲我们对工会职能的界定和国家法律支持，首先工会的具体运作人，工会主席和副主席，能不能真正从制度、程序上保证他们确确实实能够站在工人的立场上说话，考虑问题。那么才有可能谈到其他对工会活动的支持、认可，对于集体谈判权，集体抗争权的认可。
政府要在法律范围内承认并支持工人的集体抗争权
搜狐财经：在其他国家，他们的工会是怎样的运作形式？
宓小雄：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工会的集体抗争权和集体谈判权是通过劳资双方尖锐、激烈，甚至于痛苦的冲突，甚至于在西方电影中看到的工会抗争导致的人员的死亡，暗杀、收买，通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尖锐、激烈抗争以后，才逐渐走向国家法制化的干预，才有一个比较恰当的谈判平台，在这以后才开始走上正轨，才有了集体谈判权的确定。
而在国内，尤其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习惯上或者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上，是把工人的抗争看成是对国家政党、对国家制度的一种抗争，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的抗争仅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抗争，并不是针对整个社会。一旦我们有些地方政府或者劳动管理部门，甚至有的公检法系统，在介入劳资冲突的时候，自己屁股坐在资方的这一边，光想着维护生产的稳定、连续，维护资方的利益，那工人对资方的经济抗争就有可能逐渐地演变成对于政府的一种政治的抗议，而这是相当危险的。
政府要努力构建一个恰当的平台，承认并且支持工人在法律范围内合法的集体抗争权利，这是当务之急。把复杂劳动简易化过程中，把工人队伍碎片化的，或者叫原子化，或者叫个人化，每个人都散布在一个个不同岗位上，这些工作岗位是通过工序来连接，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所以人际关系是相对疏离的。
资方从劳动控制角度来说，工人无法进行有效的组合，这时候需要有工会组织，包括政府的支持，才有可能形成跟资方的一种抗争权利。只有有了集体抗争权利，集体谈判权利的确定，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才成为可能。
我们近些年讲了很多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权，但是往往实现不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工人是碎片化的，跟资方谈判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完全不对等，完全无力跟资方谈判，完全可以各个击破，所以工人以工会形式为代表的集体抗争权、集体谈判权，国家必须从制度上给予保证，给予支持。
当然国家从稳定方面考虑，在最初可以适当的规定，工人集体抗争权，仅限于在企业之中。因为很多地方官员担心一旦工人集体抗争权确立，全市的工人联合起来怎么办。事实上，从学者的角度来说不应该怕，任何的民主权利的获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承认和支持以企业为单位的企业内部的工人集体抗争权，这应该是完全可行的。
中国目前的劳资纠纷不能与西方国家简单类比
搜狐财经：您刚才谈的欧洲国家、美国他们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经历一个曲折过程，现在我们也在发生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比如最近的本田罢工事件，我们的目前状况是否跟他们当年的类似？还是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特点和原因？
宓小雄：中国当前情况跟欧美当年二三十年代情况有相似性，但是不能简单类比。毕竟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背景不一样，本身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最原本的意义承认资本的权利，承认资本逐利的属性是天然合理的，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强调的不是经济的效率，而是社会的公平，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公平正义为第一要义，尽管我们在社会发展有的时期强调效率优先，但那只是局部的，只是暂时的。在经济社会发展极度落后，需要奋起直追的时候，可以短时间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口号来引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巩固的纲领。但是长远上来说，社会公平正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目标。
中国近些年的市场化转型进行非常之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也才经过30年，而资本主义发展200多年，中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30年的时间，不敢说浓缩了人家200年整个过程，但至少浓缩了人家200年前面一直到中期那个过程。有可能有些劳资现象跟二三十年代很相近，但是有些劳资合作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可能跟他们七八十年代也有相似之处，所以简单的比，我是不能赞同的。
企业劳动控制的国家制度值得借鉴
搜狐财经：那西方国家200年的工业发展中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教训是值得我们来吸取的？
宓小雄：刚才讲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人的大规模抗争，复杂劳动简易化的过程导致工人权利严重受损，一旦不需要熟练工人，就把高薪工人开走，这个时候必须政府强力干预，但是这个强力干预一定不是行政干预。在法治社会里面应该是一种法律的干预。西方国家这种政府干预表现为什么呢？美国社会学会教授布诺有一个“企业内部国家体制”，有几个手段，一个是内部劳动市场，一个是内部国家体制。内部劳动市场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类似于社会上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按劳分配，按照能力、绩效分配工资，鼓励能者多劳，绩效高者多得，并且给大家一个晋升的阶梯，做到什么程度，什么绩效能力能够往什么方向去，这是内部劳动市场，给每一个入职的工人一个晋升希望，社会流动一个明确的期盼。
第二个就是内部国家机制，把本来在社会层面上存在的工人跟资方，以及工人跟国家之间的抗争权利，在内部给予制度化，工人可以跟自己的老板进行谈判。企业内部也可以建设这样的制度，工人和资方面对面谈起来，如果谈不拢也可以抗议，当然这些抗争都在合法化之内。
还有其他一些辅助措施，这些措施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业是认同的主要手段。工人怎么样认同企业文化，这一个认同在工业社会学中研究得很多的，我也写过这方面的书。
要让工人能够认同企业的文化，认同企业发展目标，就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刚才讲了用内部国家市场和内部国家制度来获取工人对劳动控制的认同。这种生产方式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市场起了作用，在这一方面应该有可以值得我们很好借鉴的。
我前面讲的工人的以企业为单位的集体抗争权和集体谈判权，就是企业劳动控制的国家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才出现前面讲的富士康事件。
我一开始讲到我同意社会疏离是导致富士康接二连三跳楼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根本生存原因，根本的生存原因在于工人，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间缺乏人文关怀的企业中间，他感到自己无力，无助，感到自己孤独，觉得自己不像一个人，不像一个体面的人，而是一个劳动工具。可以说富士康给工人的工资并不高，但是也并不低，企业外面还排着成千上万的队伍等待求职。从公平而论，富士康给工人待遇并不低，而且他们现在打算给工人大幅涨薪，整体涨30%，郭台铭也是非常大手笔，为了防止再出跳楼事件要紧急建起150万平米的防跳网，在经济上面也是大手笔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手段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防跳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偶尔有可能解决那么一个，两个问题，但是我不跳了行不行？有人可以割脉，甚至撞墙行不行？
许多地方工资严重达不到最低工资水平
搜狐财经：现在各地方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有人计算，以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一个工人每月工时为172小时，算下来每小时工资不到10块钱，跟国外的每小时几十美元差距明显，您对此怎么看？
宓小雄：我没进过国外的企业，国内的企业也不能说进得很多，但是国有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大中小规模都进过。中国工人，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收入的低下，实际上是有识之士都注意到的。我们的劳动部门往往被一些总体的统计数字所迷惑，企业所报上来的员工月收入，譬如说在珠三角，挂上月收入1500元、2000元，甚至有的更高，真实不真实？这是经得起你去核查的，但是它的真实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建立在月工资上说的，这个月他工作了多少小时？没有统计，很多工人拿到这样的收入水平，他是付出了加班的沉重代价的。在珠三角的许多企业，乃至于长三角的相当一部分，有执行得很好的有不超八小时，也有超过八小时的。相当于工人最低水平是以自己每天加班日工时超过10个小时，甚至有时候达到12个小时，个别企业甚至有超过12小时，以这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要折算下来小时工资的话，再把咱们国家所规定的每一个地方的最低工资除以每周五工作日每天8小时，最低工资除以40，以小时工资来算，许多地方工资严重达不到最低工资水平。
劳动部门应站在劳方这边
搜狐财经：那政府部门出来的每个月最低月工资，其实是没用的？
宓小雄：国家出台这些法规当然是有用的，关键是怎么执行。在怎么执行上面，地方政府一定应该考虑清楚，自己的立足点是在什么地方。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咱们到任何地方，人民政府你的立场，或者你的屁股就应该坐在人民群众这一边，而不是仅仅坐在资本的这一方。当双方利益没有矛盾的时候，政府应该代表每一方的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很多情况下，资方和劳方的利益是会出现冲突的。因为以资方为代表的资本它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劳动以劳动者工人为代表，劳动追求的是报酬的合理化。我做一份工作，应该拿到一份钱，并且这一份钱应该跟社会上和我从事同类工作，跟我同样能力的技能的人所得的收入应该差不多，这就是报酬合理化的要求。而这两个要求利润最大化和报酬合理化要求，具体到某一个企业的时候经常会发生矛盾合冲突的。
一旦需要仲裁，一旦需要在立法执行过程中体现时，地方政府官员就应该考虑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站在谁的一边，毫无疑问你应该站在劳工这一方。西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大企业，股东加起来也许有一百个，但是它的工人可能一万个，甚至于十万个。当时投票选举的时候谁的选票更多？是一百票更多，还是一万票更多，所以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西方国家至少从简单的逻辑推算应该很明白的。
在咱们国家因为是实行的代议制，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曲折一点，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应该想清楚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间，在合法合理范围内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劳动部门一定要站在劳方这一边。
搜狐财经：好的，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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