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央要求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最近，国内有些地区发生了工人集体诉求行动，给这个问题的讨论带来了新的维度，令很多人眼前一亮。更重要的是，集体诉求行动给劳资关系、经济转型、工会作用以及政府公共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应当对此重新反思，共同寻找新的认识。

以数百名青年员工为主体的工人提出了大幅度提高工人的薪酬待遇、改革企业管理制度与员工薪酬晋升制度、不得开除集体诉求行动工人、由工人推选工会代表、重组工会等诉求。

这些集体诉求行动刚好发生在富士康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这使得重新寻求对于工人的新认识，带有特别严重的紧迫性。大约半年来，位于深圳的著名台资企业富士康陷入了严重的人道危机中。此时发生的集体诉求行动事件，便与富士康事件形成了强烈呼应。两者都表明，在现代大企业的科学管理之下，工人境况可能有的黑暗一面，从未被充分认识。当一些自杀者选择消极的个体毁灭时，集体诉求行动者则选择了积极的集体抗争，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可以说，集体诉求行动使工人问题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激发了新的社会学习过程。

“增长三角”的内部裂痕

过去30年，有三个基本的结构因素，稳定地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第一是由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使得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它们带来了资本与工作岗位。第二是在“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下，政府通过体制改革，转变为竞争型政府，并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第三是存在数量巨大的不断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即所谓“廉价劳动力”。

这三个因素构成稳定的三角结构，不妨称为“增长三角”，它本质上是一部增长机器。在这个三角结构中，三方均有所获。跨国公司及其附属链条获得利润，政府获得税收以及其他收益，农民工获得工资。于是，这个三角结构本身，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就是说，身在其中的每一方均有改善，至少不会因此而更坏。

一个非常简单的基本事实，从根本上动摇了“增长三角”的内在平衡，这就是农民工群体中的代际转换。老一代打工者退去，他们的子女辈登场。新一代打工者普遍接受过初中教育，能够进入本田和富士康这类大企业的，还读过技校、职中、大专、甚至本科。他们因为普遍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提高了教育水准。而提高了教育水准的他们，开始形成了自我意识，并对整个外部环境形成了新的评价，而且充满了负面评价。这是源自体系内部的“内生变量”，也是体系自身的二律背反。

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与仔细分析，就是构成三角结构的三方，都发生代际转换，但是，转换的含义严重不同。富一代因为富，其本人的职业想象和生活想象可以无限提升，并荫及富二代。但是“农”字头的一代二代却相反，他们的发展机会是固定的、狭窄的；并且可能是不断萎缩的。

全国总工会于2009年进行的调查显示，1997—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劳动者报酬却从53.4% 降至39.74%。2002—2009年，我国GDP年递增幅度为10.13%，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8.18%。23.4%的职工5年间未增加工资。

这是很官方、很顾全大局的表述了，但是，从中依然可以清晰看到，“增长三角”中存在的合力已经演变成了方向不同的分力。劳、资、官的三方联盟破裂，三条腿跛掉了一条腿。

从“经济人”到“社会人”

全国总工会近日发文，要求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这句话包含了太多的历史内容，可以有多种方向的不同解读。不过首先要肯定，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是非常正确的提示：不能把工人仅仅看作是“经济人”。“经济人”概念把工人形象压缩成了“单面人”。他们进入市场出售劳动力，接受工厂纪律的规训，以此条件而得到工资，这就是一切。如果他们还有精神层面的话，那应该表现为感谢国家，也感谢老板。所以我们看到，郭台铭再三要求记者写那些冲他欢呼的“工人粉丝”。更恶心的是，宋山木要求员工像“羊羔跪乳”般铭记和感谢他的恩情。

“心理健康”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应该超越经济学视野。但是我们又必须严重警惕，“关注心理健康”不能仅仅理解为引入心理治疗。如果仅是这样，事情的本质根本没有变化。原来的情形是，“经济人”概念按某种技能标准和薪酬标准把工人驱赶到生产线。现在的情形则是，谁不愿意接受那些标准，谁将被作为“患者”或者“不正常的人”，交给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如果是这样，那么就真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所说，经济学和心理学联手，形成像“紧身衣”一样的“知识—权力”结构，对工人实施“规训与惩罚”。

真正的超越应该更加激进一些。美国政治学家麦金农说，当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要求我们深入到那些“了无生机”处，从那里反转过来看，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按照这种方法论，我们沉入底层，将会看到三样东西。第一，全球化加速了各种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造成了一种“无法追究责任”的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原因都可能牵扯出更大的原因，最终“大到不能动”。第二，“无法追究责任”的状况，引发两种应激状态，就是“拼命追究责任”与“拼命撇清责任”两种策略的复杂交织。前者的例子是摔伤的妇人反咬送她就医的路人，因为她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抓住责任人。后者的例子更比比皆是。第三，所有这些，最终会在弱势者群体中，积淀而成“自我否定”心理。既然一切都没有错，那么一个人的痛苦，唯一的原因就是自己不行。

“自我否定”一旦形成，对弱势者伤害特别大。它引发怀疑、封闭、耻辱、无力等等自我体验。富士康员工孙丹勇生前与朋友的QQ聊天记录清楚显示，他对自己“能力不够”非常自责；因为样机失窃而被严厉追究，他为自己所受到的对待方式而深感耻辱。他希望追究打人的保安的责任，不过语气中充满的是无力、无奈和无望，它导向自我归咎和自我终结。

还有许多个案可以表明，“自我否定”情结是新生代打工者中普遍的心理压抑因素；它来源于广泛的制度压抑（例如户籍制度）、社会压抑（歧视性的环境以及缺乏社会支持的网络）以及性别压抑（特别参看山木集团案例）。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应该对工人的集体诉求行动给予正面评价。青年工人提出了明确的利益和制度诉求；他们知道怎样使自己的行动保持在合法、和平、秩序的范围内；他们懂得团结，能够坚持，也敢于拒绝。所有这一切表明了什么？它表明了这个工人群体的心理健康。他们是勇敢的、理性的、自主的、阳光的青年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集体诉求行动体现了青年工人的主体意识，是工人治疗集体创伤的良药。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劳动者自己行使团结权、集体谈判权以及集体行动权，统称劳动三权。其中的集体行动权，关键内容就是利益诉求维权的权利。目前中国的法律对工人的集体诉求行动权没有明确规定，而是用法律与行政体系“规范”工人的权益。其法理原则是，国家自上而下地“代表”并照顾工人利益，也负责监督和惩罚侵权者。能不能让工人自己拥有集体诉求行动权利，自下而上地行使这种权利？这个问题，目前处于讨论阶段，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赋予工人以明确的权利，将有利于化解劳资双方的利益纷争，使得矛盾及时化解。

其实，如果将问题放到工人当中讨论，毫无疑问，他们将会要求由自己拥有和行使集体诉求行动权。工人的很多集体行动，表明了这种选择。工人的弱势也好，心理问题也好，根源在于社会权利的缺乏。权利的缺失，只能够通过权利重建和权利赋予来纠正。

社会力与治理

针对劳资关系、工厂管理以及劳动政策而引发的工人的抗争行动，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带有暴力性的集体行动，或者是直接冲击公共秩序的行动，例如砸毁设备、堵路堵桥等等。一种是各种类型的自杀行为，或者以自杀相威胁的行为。再一种就是能够提出明确利益诉求的集体行动。

工人在实施各种抗争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不属于“劳动力”范畴，而是一种“社会力”。在上述三种类型的抗争行动中，集体诉求行动是最为良性的社会力的使用方式。换句话说，当一场集体诉求行动成功地发动和组织起来时，它既标志着社会力的强大与迸发，同时也标志着社会力的自我控制、自我转化与自我学习。当代关于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的研究文献都指出了这样一种基本趋势，就是积极理性的行动者，会随着理性抗争的进程逐步进入国家治理范围。随着积极的组织抗争成为建构秩序的一个环节，人们就会变得坚定而自信，温和而理性。

工人们的集体诉求行动就带有这样的意义，它包含了抗争性表达与重建劳资关系秩序两重含义，从而与单纯依赖于暴力和伤害的其他抗争类型区别开来。这是明显的社会力的进步。实现这种进步的是年轻一代的大企业工人，可以相信，他们掌握了、甚至发明了新的“群众组织技术”。例如，怎样唤起共同情感；怎样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怎样提炼目标与议题；怎样控制与驯服肢体暴力；怎样设计形象与符号；怎样运用网络与面对媒体，等等。

新的社会力与新的组织技术，是自下而上涌现的改革动力与进步动力。在这个“无力感”蔓延的时代，它提供了新的激励。不仅如此，它也向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发出了强烈信号，它呼唤给工人以尊严对待，呼唤治理结构的改革。

从政府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说，回应这样的呼唤，推动社会公平，已经刻不容缓。而回应应该在两个基本方向上展开：第一，推动集体诉求行动权立法，明确保障劳动三权，即工人的团结权、集体谈判权以及集体行动权。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政府、资方与劳方的三方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第二，推动工会改革，实行工会民主。经由工人选举产生的工会，将代表工人行使劳动三权。其短、中期目标，是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在整个分配体系中的比重。

唯有如此，才能使工人在“体面劳动”中逐渐消除挫败感，真正为下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积蓄能量，铺垫来自最基层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