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今日观察》6月9日播出：破解收入分配难题 能否告别低工资时代？以下为节目实录：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在国家发改委相关的文件当中，将收入分配将作为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而时下涉及到的劳资劳务的话题也在升温，那么劳动者收入的问题成为媒体和学者热议的焦点，如何在财富上缩小差距？资方、劳动者之间的应该关系如何来平衡？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王小丫和著名财经评论员何帆、刘戈共同评论。

　　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话题，媒体、学者热度持续升温，资方、劳动者双方如何缩小财富差距？

　　何帆：收入分配恶化是现今各方有共识的一个问题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收入分配恶化是一个各方有共识的问题，怎么去衡量它也是一个在学术上见仁见智的问题。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公平的最常用的指标，不过有点粗糙，它的基本原理就是按照居民的收入分成不同的组，然后看不同的组所占的比例有多少，一般来说，如果是低于0.2，就说明社会基本上比较公平，到0.4红灯就亮起来了，如果超过0.6就非常严重了。现在红灯已经亮起来了，尽管基尼系数不太准确，但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信号，就是富者愈富，而低收入的阶层收入越来越低，我们的高收入阶层现在已经跟国际接轨，但是低收入阶层的状况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基尼系数只告诉我们收入分配在恶化，并没有告诉我们收入分配恶化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要想了解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地给中国经济学号脉。现在收入分配的差距体现在劳资之间，体现在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之间，体现在在城乡之间。

　　刘戈：收入不公的核心问题是多年来普通劳动者收入提高幅度不大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收入不公是全社会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尤其是靠劳动来获得收入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多年以来提高的幅度不大，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十年间，擦皮鞋的价格并没有变过，但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是中国的城乡面貌改变最快的十年，也是企业发展最快的十年。我们把资本和技术的因素切掉，这样一个门槛最低的纯初级劳动在十年里没有变化，所以它作为一个标本，说明了劳动力在这十年里的增长是有限的。

　　央行有一组数据，在2009的前三个季度，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上一年加权了平均后是下降了5.4%，现在，为什么最后整个靠工资生活的这些人的收入显得这么低呢？这里面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身份的问题，如果擦皮鞋的普通中年妇女要是在电力公司做一个抄表员，她的工资可能就是她擦鞋收入的五到十倍。如果她有本地城市的户口，那么她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如果她还同时有其他的投资行为，那么差距就会拉得非常的大。

　　刘戈：劳动力价格起不来  市场失灵了

　　(《今日观察》评论员)

　　在劳动力市场上看到，好像是市场失灵了。从04年开始，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出现了普遍的民工荒，这个时候劳动力供应出现了瓶颈。对比从04年到09年的数据，我们的GDP从13万亿增长到33万亿，增加了150%左右，全国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不到90%，而农民工的工资只增加了50%左右，只是我们GDP增加的三分之一，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出现劳动者的薪酬提高的现象，这可能和我们的企业一直在阻碍这种传递的渠道有关系，我们的《劳动法》得不到认真的执行，我们的集体谈判制度、薪酬谈判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所以劳动力的价格起不来，这里面确实是市场失灵了。

　　何帆：民工荒是个伪命题  中国劳动力得到的回报和贡献是不相称的

　　(《今日观察》评论员)

　　这是我们过去片面的追求工业化带来的后遗症，民工荒其实是个伪命题，你把民工工资涨一倍，民工荒就没有了。民工荒的这个信号是告诉我们，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该给农民工涨工资了。中国的最低收入每年是6120块钱，这在全世界平均排到158位，我们是倒数第26位。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这些企业还不愿意给这些农民工增加工资，就是因为企业还是习惯过去的传统的发展模式。我们过去是靠压低工资，靠压低老百姓的消费，靠压低利率、汇率等等来鼓励制造业、工业的发展。现在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没办法再持续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增长得很快，按现在增长率我们每两年能够创造出来一个新的1978年的中国，我们每十年就创造出来一个新的现在的韩国，每十一年我们就能创造出来现在的一个加拿大，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得到的回报和贡献是远远不相称的。

　　叶檀：中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财经评论人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最近富士康给员工两次的大幅加薪，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从以前将近20年的时间来看，事实上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得到大幅的提升，近两年农民工的工资虽然有所提升，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说明劳动力的成本已经上升了，如果再给农民工原来的工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那么民工劳动力的工资的提高和中国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是跟中国经济结构的大转型是跟扩大内需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没有这个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那么中国内需的经济无法完成，那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无法完成。

　　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众多劳动者，收入分配改革，资方和劳动者之间如何实现共赢？

　　刘戈：可以借鉴日本的国民收入的倍增计划

　　(《今日观察》评论员)

　　其实日本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在50年代末，日本遇到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加大，投资持续增长，但消费不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经济学家提出来一套方法来实现日本国民收入的倍增计划，这个计划被内阁政府所采纳，这个计划的目标就是要在十年内要实现国民收入的倍增，把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充分就业作为整个国家的努力方向，把民富作为一个努力奋斗的方向。

　　具体来说，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基本工资，给予很多社会方面的保障，同时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经过十年的努力，日本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中产阶级，而且在这十年当中，日本的GDP和日本的国民收入完全保持几乎同步地增长，一个是11.5，一个是11.4，这样的一个增长让日本的消费被启动了，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生产情况，所以日本的这样一个国民收入的倍增计划是可以借鉴的。

　　何帆：涨工资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扩大就业

　　(《今日观察》评论员)

　　工资是要涨的，但并不是说涨工资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要扩大就业，而且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比如每年我们光公务车的消费就能够达到1500亿到2000千亿，这笔钱足够给一千万低收入的工人发工资了。另外一个，这些工作其实也不是血汗工厂里的工作，我们要的是有尊严的就业机会。比如政府也在讲，要增加劳动力、要增加工人的工资报酬，但是同时也要增加他们财产性的收入。有的人就认为增加财产性的收入就是鼓励老百姓买股票买房子，这其实是错的，从来哪个老百姓买股票买房子是能够赚钱的，增加财产性的收入是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就是在他的收入里，增加养老金的份额，增加员工持股的比例，这是我们以后要去做的，包括在第二次分配的时候，要更多的向劳动力倾斜，政府也要拿出来更多钱要投向这些老百姓，比如像教育、公共卫生、医疗这些方面，政府都要拿真金白银砸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建立和谐社会。

　　张车伟：要加大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力度  要把所有的劳动者纳入到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

　　(中国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首先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上要加大保护的力度，《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应该更加严格。另外，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讲，应该把所有的劳动者，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劳动者纳入到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因为他们本来拿到的工资就少，很多人也并没有加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就使得他们可支配的收入实际上是降低了。

　　苏海南：采取劳资集体协商的方式来确定工资的增长  要进一步地健全和适时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首先是采取劳资集体协商的方式来确定工资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工会组织要加大特别是对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工会的工作力度，形成一个比较健全完善的工会组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有大量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的小企业采取了区域性、行业性的工资集体协商，有一些外部的工会人员代表一个区域或者某些行业的小企业的劳动者，与这些企业地方群的资方人员双方协商谈判。此外，很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地健全和适时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有一方面就是政府对那些劳动密集型，濒于困难、利润微薄的企业，不妨考虑给予税费减免的政策优惠。

　　刘戈：由于工会的缺位  劳动者一直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看来，劳动者在所有的要素里面和资方相比，和他的雇主相比，一直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这是由于我们的工会在很多地方缺位，缺乏一个主题来代表工人和雇主进行集体对话和集体谈判，这样雇员永远处在弱势的地位上，他的意见得不到尊重，所以这一条如果能够做到，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的薪酬情况的分配体制的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对经济发展和扩大消费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