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周时间内，富士康已经两次宣布大幅加薪，公司的劳动力成本增加明显。为此，富士康昨天在香港举行股东会，讨论降低成本问题。 
　　作为富士康客户之一的美国苹果公司，一部ipad最低售价499美元，但苹果为中国组装所买单的费用，仅为每台11.2美元。也因此，富士康的员工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赚钱的产品，却拿到世界上几乎最低的工资。
    去年的富士康公司财报显示，在员工数量比前年增加了9.7%的基础上，员工成本总额反而减少了28%。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汽车产业中，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我国内地的汽车工人并没有因为汽车业的蓬勃发展而得到相应的薪酬。在美国汽车工厂，一线员工的年薪约为14万美元左右，而中国一线工人的年薪约为2万元人民币。
    在目前“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已经成为共识的大背景下，过低的工资标准显然无法保证劳动者体面生活。
    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昨天预言，这股调薪潮将会来得又快又猛，制造业、服务业都无法置身事外，企业在大陆全面调升基本工资已经不可避免。然而，工人工资的提高，会不会让这些企业无利可图，纷纷撤出中国市场呢？   
    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焦佑钧表示，富士康加薪，意味着大陆生产成本将会不断上扬，在成本考量下，未来三五年内，大陆台资电子厂离开大陆将势不可挡。该公会今年将推动台湾电子业前往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其他生产成本更廉价的地区。
    面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教授鲍威尔给出这样的观点：工资过高会削弱企业的成本优势，工资太低则与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两者的平衡点，堪称“可以比肩诺贝尔奖水平的难题”。
    （间奏）
    有观点认为，“中国制造”的崛起，的确与劳动力低廉不无关系，但正是因为这种“绝对优势”，导致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换代上过度迟缓，导致今天中国面临的经济转型危机。
    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已在加紧酝酿相关对策。在富士康集团为一线员工普涨工资之前，全国人大财经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委就已前往各地，密集调研收入分配形势。虽然调研结论还没有正式发布，但已有消息称，酝酿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预计将于年内出台。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直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不合理的现状已经比较严重。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苏海南说，给普通职工加工资是重要措施之一，但不是全部。还需要改进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提高起征点，建立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费用扣除制度，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税负。调整消费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物业税等税种，也需要适时推行。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曾透露全国人大调研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建议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也就是“化税为薪”。
    客观来说，“化税为薪”是让利于民的路径之一。但“减税”并非“加薪”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我们还不能确定，“减税为薪”的好处花落谁家。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某些垄断巨头混入“竞争性行业企业”队伍，在垄断暴利和员工福利居高不下的前提下，再搭“减税为薪”的政策便车；相反，那些最需要减税的中小企业，反而得不到足够的减负，农民工兄弟也难享“加薪”的利好。
    因此，要想让“政府减税”和“企业加薪”成为一组良性的连锁反应，必须在两者之间搭建桥梁，增加劳动者和工会的话语权，以及加强政策倾斜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