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同济大学劳动经济研究院、上海市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日前共同主办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全国研讨会。来自各地高校、党校、社科院、政府部门、工会、企业的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50余人，重点围绕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问题、成因及特征展开谈论，并就经济社会转型期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增加和谐劳动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目前我国企业职工享有的权益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为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较大、劳动环境较差、劳动用工随意性大、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因公伤亡或患职业病问题突出、劳动争议逐渐增加等等。

究其原因，与会者认为关键在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诉求表达及矛盾调处机制的缺失、相关法律政策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政府定位的不准确。

同济大学教授丁晓强提出，当前，不同性质的企业共同面临着劳动关系问题的现实挑战。就国有企业而言，主要来自于下岗失业人员进一步的安抚要求、在职工人“主人翁”意识与“被雇佣”地位的巨大反差以及经营管理者和一线工人间的收入差距。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大致有劳动者地位、工资、福利水平偏低，劳动条件偏差，劳动时间偏长，劳动强度偏大，安全隐患偏多。至于外资企业，其特点在于劳动合同短期化，资本的冷漠和残酷性更为严重，对中外员工实行同工不同酬的差别待遇。

丁晓强建议，有必要通过增加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使各级党政领导经常深入企业了解一线疾苦，促进“体面劳动”和劳动者实际困难的排解。

有效建立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复旦大学教授顾钰民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用劳动关系这一概念取代劳资关系，能够更准确地概括整个社会中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但就本质来说，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一样，仍然体现着经济利益关系。就此而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关键要解决好企业与职工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对此，有学者表示，可以通过立法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工资标准，建立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此过程中，勇于观念创新，摒弃传统的“模糊薪酬”理念，推广实施“透明薪酬”制度，让员工及其代表了解和参与薪酬制定过程。同时，进一步完善薪酬投诉和处理机制，全方位确保分配的公平性。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常进雄注意到，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且引人注目的一种非正规就业形式，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在工资福利、就业稳定性、权益保障、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为此，一要加快劳务派遣专项立法步伐，对劳务派遣的岗位要求、适用范围、法律责任等作明确规定；二要建立严格的劳务派遣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三要逐步实现同工同酬，加强监督检查，保障劳务派遣工的合法权益。

做实做强属地化行业化工会网络

当前，在不少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新经济组织中，工会建设存在空置或虚置的状况。同济大学副教授汪洪涛认为，这一状况，既不利于职工权益的维护，也不利于国家意志的体现。新形势下，有必要做实、做强属地化和行业化的工会网络体系，着力提高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地位，使劳动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同时，积极借鉴街道社工站经验，加强对工会组织的法律社工专业人才及场地、经费的配备充实，推动社会化工会组织的实体化。

还有人提议，在完善工会组织职能的基础上，可建立由雇主（工商联或企业家联合会）、劳动者（工会）与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三方构成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本着互利共赢原则，定期进行讨论和协调。

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茆荣华指出，上海工会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是，深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完善工人工资激励协商机制。同时，着力推进基层工会主席的直选工作，在新建或换届时原则上由职工直选产生新的工会主席。

上海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周海旺进一步强调，工会组织要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上体现作用，必须注重对农民工就业及劳动权益的保护。特别要针对外来劳动力加班加点情况严重、工资无法按时拿到、缴纳社会保险水平有限、居住饮食状况较差以及融入城市困难等问题出台具体的帮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