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布已60年之久的《工会法》，将迎来第三次大修订。

昨日，全国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刘继臣在《中国工会法60年和劳动法15年》研讨会后，向记者透露工会法修正案的起草工作，目前正由全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等有关部门合作展开，初步修正案已接近完成。

在新的《工会法》修正草案中，对于工会的会员资格、职工代表大会的产生程序，基层工会干部的选举、工会经费保障等方面，都将有更加细致的规定，将更加突出民主管理的程序。“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都可加入工会。”

此外，修正草案中，还针对工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突破。“我们的愿望是，争取在工资集体协商、集体劳动合同签订方面有一个突破，是否可以将现行以企业为单位的制度，扩大到产业工会的层次。”刘继臣说。

此举被学界人士普遍认为是破解企业集体协商无力的一个有效做法。针对“工会无力”的质疑，刘继臣回应指出，全总包括各省工会的作用发挥都比较好，但基层工会、企业工会的作用却在减弱，各级工会正在采取措施解决。

执行层面不协调

此前，刘继臣曾参与了劳动合同法、工会法、破产法、工资条例等一系列法条的起草。就自身主管领域，刘继臣介绍了此次《工会法》现状及修订进展。

对于现状，刘的观点是，当前我国协调劳动关系的法规体系基本雏形已经建立，包括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仲裁条例和即将出台的社会保险法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劳动法制建设同时面临着一系列严重挑战：“包括工业产业结构性调整与解决大量人口就业难题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劳动法条政策制定后无法完全执行落实的矛盾等。”

“某个国企老总年薪达到1200万，而他的企业一个普通劳务派遣工，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经常进行一线调研的刘继臣，对劳动关系的矛盾感触颇多，曾诧异于收入差距竟然已经扩大到了几百倍乃至数千倍。

在劳动法执行层面，刘继臣也坦言，虽然《工会法》和《劳动合同法》将劳动关系法律执行主体赋予了行政部门，在涉及到劳工权益保护时，中央政府确实非常重视，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政绩冲动，对劳工保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带来中央和地方在执行层面的不协调。

单就最近几年工会等部门大力推进的工资集体协商看，刘坦言，现在虽然有七八成的企业都搞了工资集体协商，但真正起作用的恐怕只有20%。

工会的人事和经济要独立

“一个企业干部拿着企业的工资，自己的饭碗都很难说保不保得住，何谈帮助提高企业其他职工的工资呢？”刘继臣说。

诸种因素限制，使得劳动法规的实际工作成效大为削弱。工会本身，迄今并无行政执法权，只有社会监督权。下一步，有关部门正在筹谋增强工会力量。

对于基层工会的难题，未来将从试点地区开始，逐步在各地陆续推进工会的主席直选工作。“由上级工会安排工会干部派驻企业推行民主选举，通过民选产生工会主席。”刘继臣还特意强调说，当中的要点在于尽可能“斩断”工会干部与企业的直接联系，派出的工会干部并不从企业支取工资，而是由上级工会支付。

此前不久，全国总工会曾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工作、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决定》，其中就明确提及到2011年，将逐步实现全国乡镇(街道)工会、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聘任工会工作者的工资由上级工会分级负担的政策。

而对于基层工会的经费来源问题，刘继臣也透露说，此前的相关法律就有规定，各级基层工会经费收缴工作，可由地税部门按单位工资总额的2%全额代收，下一步将督促各地落实。为保证企业工会运作经费，刚刚通过政策文件形式下达的规定“企业工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单独设立工会经费账户。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实行全额征收，保证企业工会经费足额到位”，也拟写入《工会法》中，增强约束力。

除进一步推动基层工会发挥作用外，刘继臣介绍说，全国总工会、各省总工会，也在加大各种劳动法规的立法参与力度，在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方面据理力争；在县市两级，则主要通过对地方劳动政策法规制定过程的主动介入，来达到对劳动关系协调的积极干预，并同时配合人大进行工会法的执法检查。“比如我们就建议，如果政府自身不落实劳动法，是否可以追责，乃至负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协商层次或提高至产业工会级别

一直以来，中国工会实行“产业与地方相集合，以地方工会为主”的组织管理体系，工会工作的传统着力点被放到企业层面。

据了解，两年前颁布的《劳动合同法》有所放开，允许“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但长期关注行业集体协商的学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郑桥直言说，尽管这个文件颁布前后，在浙江温岭等地陆续出现了一些行业协商探索，由工人直选成立羊毛衫加工行业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老总集体协商，“但总体而言还很有限，集体协商的级别，还应该扩展到更高层次。”

郑桥建议，在不根本改变现行体制的前提下，探索建立“产业级别集体谈判与企业级别集体谈判相互协调”的制度。在产业层面，由产业工会与产业雇主协会就劳动条件、劳动标准、劳动报酬等进行高级别谈判，为产业内各企业提供一个框架协议，企业工会再据此与雇主进行充分协商，并允许适当浮动。

“重要的一点在于，可赋予产业工会以集体行动的权利，以便在必要时向雇主施压。”郑桥说。

而此项政策探索和突破，将有望在工会法修正案中得以体现，并争取在工资集体协商、集体劳动合同签订方面提高到产业工会的层次。除了集体协商层次提高的可能修订设想外，刘继臣还透露，在职工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人员机构产生程序，包括基层工会干部的选举等方面，修正案中也会有更加细致的规定，将更加突出民主管理的程序。

但刘同时强调，诸种修订细节，仅仅代表一个可能方向。具体法条尚待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而最后的出台时点，预计是明年下半年以后。

需要脱离企业的独立性

在介绍工会法修订进展外，刘继臣也积极回应了各界对工会的质疑。

针对近期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工会作用不行（未发挥好）”的质疑，刘继臣认为“主要是基层工会和企业工会的作用没有发挥好。”而作用未发挥好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工会相关的一系列体制问题尚未理顺。“工会作用的发挥遇到很多障碍，从而引起大家的误解。”

“比如之前我们搞劳动合同法时，法条还没颁布，很多的经济学家或企业人士就认为，劳动合同法提高了用工成本，干扰了企业自主权。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部法，金融危机过后，大批劳动者将被无条件辞退，劳动者的处境会更为艰难。”

刘继臣希望，大家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工会的作用及现实局限性。究其原因，工会主席的任命选举大多依附企业丧失独立性，是其一；基层工会缺钱，经费困难是其二。

而针对一些呼应工会独立的言论，刘继臣强调，“无论独立性如何增强，根本的两点是不变的。一是不脱离党的领导、二是工会不搞多元化。即便有直选，也不能脱离现行的上层工会领导、上下一统的工会体制下，另辟一套。”

在官方努力之外，专家学者也对工会法修改提出了诸多建议。

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裘德·霍威尔教授，曾在中国进行过多次实地调研，她认为在中国，工会直选的进度一直慢于村民直选，其中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企业工会直选的法规尚未制定，在全国尚未形成法律上的机制。对此她建议，应尽快出台这个机制，先期可以组成一个由政府党政官员、工会领导、劳工界知识分子等人士的联盟，一起推进工会直选。

美国德保罗大学公共服务学院教授陈耀波，刚刚完成了宁波等四个沿海城市服装业工人及企业工会调查，他认为暂时不要纠结于短期无法解决的工会体制和独立性等矛盾，而要通过扎实调研，理性提出一些增加基层工会生命力的细节与步骤。要对各行业各地区的最低工资线与企业实际工资的变动，有一个更加细致的梳理，有更多细化的研究，才可能制定出更加完善的政策。

陈耀波强烈感觉到，对于提高工人工资收入的细化环节需要梳理，要特别注意由于单纯工资协商和加薪要求带来的外部效应，比如改变工资结构、拉长工时、开除员工等等。“如果通过协商工资确实涨了20%，但实际工作量却增加了40%，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这显然不会符合工人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