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法律意识弱，劳动法律关系知之更少。他们一旦遇到纠纷而选择私了的情况仍然不少，这就导致他们得到的索赔款远远少于用人企业应该赔付的款额。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他们不愿走诉讼途径维权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立案之后，用工主体不能正确选择。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建筑工程领域，各种工程挂靠现象严重，只要缴纳管理费，无资质的企业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参与各项工程建设，一旦出现索赔，难以找到真正的主体；尤其是层层转包现象普遍存在，一旦发生纠纷，承包人会以转承包合同为由相互推诿责任。作为农民工，法律知识匮乏，经济拮据，又请不起律师代理，往往是因为诉讼主体不对而被驳回起诉，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有的法官不愿意找麻烦，就案论案，随便以主体资格不符而驳回起诉，草草结案；即便法院花大力气查找用工主体，一个案件也会因为多次追加、变更主体而使案件诉讼时间拉长，极大的挫伤了农民工维权的热情，与其这样复杂诉讼，不如吃点亏，任由雇主随便包赔损失了事。还有一种情形极为常见，劳动者职业病大多都是在离开单位或者是转行之后才发现，上哪儿去找用工者去？这就更增加了他们诉讼维权的难度。

其次、农民工举证难。由于我国劳动法律尤其是用工方面的法律不完备或是过于原则，农民工很少专门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加上劳动力市场用工秩序不规范，许多农民工与用工主体之间很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工往往面临举证不能的后果；尤其是强势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权利义务不对等，许多证据都掌握在企业或是雇主手中，农民工往往是束手无策，因为没有相关证据，还会因此败诉；有些地方为了保护地方经济发展，对于损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使农民工维权常常出于劣势地位。

再次、法律适用难。劳动争议案件涉及前置程序，必须经过劳动仲裁以后才能进入诉讼，许多农民工因为不了解这些程序而无法正确选择救济途径；尤其是劳动法律关系涉及多个部门，各个部门之间解释法律法规大都是从自身出发，加上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完善不配套，有的还发生冲突，增大了法院审理这类案件的难度；同时在法院内部，对于劳动法律的司法解释也不完备，造成同样的案件判决结果以及赔偿数额差别很大。

第四、诉讼维权成本高。多数涉及农民工维权案件耗时都在半年以上，算上判决后执行的时间，一些案件中农民工维权时间甚至长达一两年时间，耗费时间和精力不说，还有金钱，比如一笔几千元的赔偿或欠款官司，光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用就要花去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再加上到法院打官司来往支出的交通费用、误工费用等隐性支出，等官司打完，农民工好不容易找回的钱也会缩水大半，甚至还会“入不敷出”。这也让不少农民工宁愿选择放弃诉讼维权。

第五、及时结案难。由于用工单位或者是雇主利用农民工劳动法律知识掌握很少的现状，或是耍赖不认账；或是敷衍了事，恶意拖诉讼时间，把诉讼时间拉得长长的，直至农民工筋疲力尽，甘拜下风；或是拖延诉讼时效，一旦时效一过，农民工就会失去胜诉权，农民工案件涉及政府多个部门，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还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尤其是在集团诉讼中，法院需要查清的事实有许多，还需要协调各方的权益，无形中拉长了审限，甚至还要延长审理期限。

最后是执行难。在我国，执行难是现实，但是执行涉及农民工维权的案件难上加难。有些不良企业或雇主逃避执行，一旦败诉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抵赖，或是转移财产，或是玩蒸发，或是做空壳企业，改头换面；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许多农民工案件的执行被迫中止，也是农民工不愿走诉讼维权的一大原因。（作者徐永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