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预言家，也没有特异功能，对玄秘、幽邃的古典哲学浅尝辄止，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常常会有一种莫名的预感从我的脑海里冒出来：有一些事儿总会发生。
路上的药渣
豆村不是轻易可以读懂的，它是我的《圣经》。呱呱坠地时，我就开始读这本大书了，几十年后依然还在读。不，是朝圣了。在远离豆村的日子里，我每次回到那块土地上，都是怀着朝圣者的心情。那本书实在是太厚重了，我怎么都捧不起来，豆村所有的人也捧不起来，只能像虔诚的信徒，将整个身心匍匐下去，一直匍匐到泥土里去。
我最早从那本书中嗅到的，不是花草的清香，而是一种幽冥的气息，但我不敢把它说出来，怕说出来犯忌讳，挨骂。祖母就曾数落过我，年纪小小的，才见过几个日头呀，就敢说破嘴话。是的，豆村人是不兴说死的，一个人要是死了，人们只是说他（她）走了。后来追想，“走”这个字实在太微妙了，就跟庄稼差不多，走了一茬，又来一茬。还有老屋梁上的那窝燕子，也是老的走了，新的又来，何曾“绝”过呢？
但我还是觉得，有一些即将发生的事儿，并不像人们期许得那么尽如人意。譬如，我就时常在野道上发现一堆、一堆的药渣，宛如一颗颗黑色的地雷，随时都可能引爆一个生命。这不能怪我杞人忧天。我那时尚处在懵懂的年龄，忧天似乎不是我的事，我只知道那一堆、一堆的药渣不是好东西，它们被人们鬼鬼祟祟地遗弃在陌路上，肯定有着某种不愿示人的隐秘。乡村就是这个样子，它习惯于把自己的疼痛深深地隐藏起来，从不在人前流露。一个重病缠身的人，白天总是默默地忍受着，装作有说有笑的样子，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把病魔悄悄地放出来，剧烈地喘息、咳嗽，痛苦地呻吟。这似乎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们的愚昧，那委实是一个时代的错。时代病了，人们只好跟着吃药。说是药，其实也只是一些廉价的草药，趁着夜色躲在草屋里慢慢地煎熬。一张张苍白的脸，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苍白。煎着熬着，有的人便撒手而去，留下的那只药罐还在火上扑扑冒着热气。
说句实话，我害怕乡村的秋天。春天人们忙着播种，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慢慢地煎药；夏季就更忙了，许多活儿都等着打理，连走路都得小跑，哪里还有工夫去伺候病呢？只有等到场尽地光的秋后，人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小镇上的中药铺胡乱地抓回一些草药，躲在黑夜里煎熬。因而，乡村秋天给我的感觉，总是弥漫着草药的苦味。这时的农副产品商店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前来买药罐的人络绎不绝。当然，陌路上的药渣也多了起来，这儿一堆，那儿一堆的，弄得走路的人都特别的谨慎，生怕一不留神踩到了药渣，把什么病带回家来。
我害怕秋天还有一个原因，村里的一些人走的时候，多半是在这个季节。有些人昨天还在一边呻吟，一边熬药，他们希望能走出这个季节，等到春天来了，好再种一茬庄稼，或者把漏雨的草屋整修一番。然而，他们的愿望还是落空了，该走的时候，谁都无法挽留。因此，秋天的豆青山就显得特别的慷慨和仁厚，来一个，收一个，那暗红的鸡血土仿佛就是一个个亡灵最温暖的居所。
几年前，柏凹村的水宽曾从我家借走一只药罐，后来一直没有还。其实我母亲也不希望他还，还了不吉利。三年后收稻子的时候，水宽送来了一水瓢红枣，算是表达谢意。我母亲叫他心放宽些，心宽能去三分病。水宽点点头，则把话题引开了，说是顺便来借把镢头使使，他家那块自留地旁边有一棵野桑，风吹着长，欺庄稼，每年起码得少收一两斗谷子，想把它刨掉。我母亲问他，要不要你二哥（我父亲的称呼）搭把手？水宽说，不就是一棵树嘛，平时一百多斤的担子我不照样挑。水宽就是这么个秉性，争强好胜。这也难怪，他家孩子多，吃口重，一家人在刀刃上过日子，不容易。当时，我看着水宽扛着镢头远去的背影，踉踉跄跄的，鼻子就有些发酸。
几天后，水宽终于把那棵野桑树连根刨掉了，但他人也着实累得不轻，坐在田堘上大口地喘息，脸色可怕得像一张黄裱纸。就在离水宽不远的地方，我发现了一摊带血的粪便，黑乎乎的，上面爬满了红头苍蝇。我知道它是水宽刚才留下的，那是他家的自留地，一泡尿也是好的啊。就在那一刻，我仿佛嗅到了一缕不祥的气息，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不久水宽就走了。
忙着搬迁的鸟
豆村是鸟的天堂。
鸟喜欢豆村是有原因的，树多。宅旁有桑、槐、楝、枣，山上有松、柏、朴、榆，杜梨和乌桕多长在豆青河畔的红土崖上。豆村就被这些树木一层层地包裹着，从远处看不见人家，只能凭借着一缕缕炊烟来辨认。树多引鸟。我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就不下几十种，最常见也最多的是喜鹊（包括灰喜鹊）、白头翁、斑鸠、红嘴鸫、水翠、霸王黑、白鹩。至于麻雀，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你别以为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谁都可以胡来，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鸟也有鸟的潜规则，什么鸟栖什么树，占多大的地盘，它们之间仿佛是有君子协定的，一般都不会违约。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有时鸟们为了争夺领地，或者争夺交配权，偶尔也会大打出手。在“武戏”尚未上演之前，它们先是造舆论，或曰叫阵，骂街，像西方政坛人物为了选举一样打口水战，如果一方将另一方的气焰压了下去，就不必再诉诸武力了。动武是迫不得已的事。两只或是一群势均力敌的鸟，打斗的场面真是惊心动魄，它们从天空打到地下，再从地下打到天空，谁也不会顾惜自己的羽毛。直到一方败阵落荒而逃，得胜的一方在欢庆一番之后，村庄才能够渐渐地安静下来。
我家门前有一棵槲栎，用“参天”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夏天投在地上的凉荫，足有亩把地那么大，这在十里八乡是罕见的。据我祖父回忆，打他记事的时候起，槲栎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想，当初槲栎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就像现在的祖父也不是当年的样子。这只能说是错觉。其实错觉也有它的妙处，使人忘掉似水流年，一天天慢慢地老去。祖父就是如此，他庄稼种不动了，见天坐在槲栎树下，手里捧着个尺把长的烟杆，有一搭无一搭地吸着，像一尊佛。要不，就看树上的鸟儿。春天到了，他会向我们报告今年哪种鸟来得最早，秋天呢，自然是哪种鸟走得最晚，为此他常挨我祖母数落，骂他像鸟一样吃粮不问事。挨骂的祖父也不争辩，依然坐在槲栎底下吃他的烟，看他的鸟。祖父的这种性情，决定了他也像那棵槲栎一样长寿。
槲栎虽大，但不是豆村所有的鸟都有资格分一杯羹的，它成了喜鹊、霸王黑和斑鸠的世袭领地。我无意中发现，那朝南的一枝始终由霸王黑占据着，喜鹊习惯于把自己的巢筑在北枝上，斑鸠则只能屈居最下一层。这三种鸟仿佛达成某种默契，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我小时候喜欢听鸟鸣，那是我最早接受的音乐教育，可谓无师自通。（如今细细琢磨，凡是“天籁”的东西，都不可教，它与我们的心灵之间原本就有一条秘密通道，你只要别让杂物把它堵起来，那“天籁”自会随时随地地造访你。）斑鸠是个不错的气象预报员，在那些阴雨连绵的日子里，只要它“咕咕”一叫，次日必有一轮胭脂红的好太阳。喜鹊是一种无忧无虑的鸟，嘴碎，整天没完没了地说好话，但好话说得多了，人们反而觉得无所谓。霸王黑只在五更时分才鸣啼，此鸟一叫，满村便响了起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一波接着一波，像海潮一样漫上来，再退回去。因此，霸王黑又叫“五更鸟”。
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九六四年。这年夏天，我家来了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的社教干部，阴沉着脸，好像谁都欠着他债似的，我父亲恭恭敬敬地给他倒了一碗水，他连接都不肯接。此人站在我家的院子里，这里看看，那里瞅瞅，然后指着四间新盖的草房问，看来全村就数你家的房子好，哪来钱盖的？父亲小声解释道，我会打猎，打了大半辈子了。社教干部“嗯”了一声，并不作答，又把锥子一样的目光投向门前的那棵槲栎树，阴声阴气地问，这也是你家的？父亲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点头。有根据吗？父亲仿佛预感到了有些不妙，但还是如实相告，大意是，我家是豆村的老住户，少说也有一两百年了。社教干部摆摆手，打断父亲的话，一字一顿地说，解放前是不能算数的。说完便扬长而去，留下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悬念。
一连许多天，父亲只要一捧起饭碗就朝那棵槲栎发呆，有时还伸开双臂搂一搂树干，但总是搂不过来。太粗。有一天，他把松岗村的袁木匠找了来，问他愿不愿买下这棵树。袁木匠掏出皮尺量了又量，直咂嘴，一口一个好料、好料的。在我的印象里，这袁木匠早就相中我家的这棵树了，曾三番五次地劝说父亲，把这棵槲栎卖给他，保证不会有亏吃，可是每次父亲总是说，这是祖树，卖不得，卖不得的。袁木匠也不勉强，说，就怕夜长梦多啊！这不，噩梦说来就来了，吓得袁木匠不敢再提买树的事了。
不知道父亲和袁木匠说的话，槲栎树上的鸟儿听到了没有，我想它们是听到了，并且还听懂了，不然，平时吵吵闹闹的鸟儿，怎么突然间全暗哑了呢？我留心观察过，其他树上的鸟并没有什么异常，该怎么叫，还怎么叫，惟独槲栎树上的鸟沉默不语，死一样的寂静。看来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更让我纳闷的是，只一个晚上，槲栎树上的鸟统统不见了，只剩下一个个空巢。它们为什么要走？又去了哪里呢？似乎没有人能说清楚。
数天之后，槲栎树就倒下了……
从此，豆村也不再是原来的豆村了。
狐媚的春天
迟疑、暧昧是春天惯有的性格，时阴时晴，乍暖还寒，仿佛在考验着人们的耐心。即便如此，春天来临时也是还有迹可循的。
那便是风了。
“吹面不寒杨柳风”。其实，对春风最敏感的不是诗人，而是那些吃草的牛羊。我这么说，可能对诗人不敬，但只要不是出于成见和无知，谁都懂得人对自然的感知度远远比不上一片树叶，或一头老实巴交的牛。当春风尚在远方徘徊时，圈里的牛羊就嗅到了它的气味，这时你再给它们添加隔年的草料，它们常常表现出一种漠视和冷淡，即使吃，也吃得没精打采，阳奉阴违。这并非因为它们不饿，但更“饿”的恐怕不是胃囊，而是被春风悄悄唤醒的本能。
一到春天，生产队饲养员蔫二叔就特别的谨慎，一遍遍地加固牛栏，半夜给牲口添草料时，还得仔细检查一遍。然而，该发生的事情总是要发生的，一头黑牯还是破栏逃跑了，害的蔫二叔四处找。后来在松岗村的牛圈里发现了黑牯，犄角竟折断了一支，那肯定是角斗造成的。
春天的牛是最难管束的，尤其是那些体格健壮的公牛，总是好惹事生非。四月的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种暧昧不清的气息，牛羊制造的许多事端，似乎就是它唆使和诱发的。你看，散落在山坡上的牛，压根儿就无心吃草，尽管那草嫩得滴油，但它们还是烦躁不安地到处游荡，四方张望着，鼻子嗅呀嗅的，似在捕捉什么异味，且不时发出粗犷的叫声。有时一头牯牛突然抬起前腿，将巨大的身躯压在另一头母牛的身体上，剧烈地颤动着，给人的感觉整座山都在摇晃……。此时的鸟也进入了发情期，唧唧喳喳，呱呱嘎嘠地叫个没完没了，成双成对地从这片山林飞到那片山林。繁密的鸟鸣，反而使雨后的山谷变得更加幽静。那些躲在草棵里的鹌鹑，最是耐不住寂寞，一口一个“好哥哥”，叫得人心里痒痒的，酥酥的，像刚喝下一钵子米酒……。这一切，似乎唤醒了村里青年男女们蛰伏在身体里的最原始的欲望，虫子似地蠕动。
而此时的农活——打秧草，竟为他们的爱情提供了温床。打秧草，其实跟积肥是一回事，就是将嫩绿的野草野蒿成筐成篓的割回来，再把它们踩进水田的泥土里，沤烂了作水稻的肥料。平时生产队劳动都是集体来，集体去，青年男女谈情说爱都碍手碍脚的。这下好了，打秧草使他们彻底松了绑，况且又是春天，你看青年人那种兴奋样子，走起路来像一只只野鹿，身子一弹一弹的，从骨子里往外透着劲道。况且，此时又是万物复萌的季节，天是蓝的，风是软的，花花草草上一双双蝴蝶款款细语，怎不叫人目迷心醉呢？
每到这个时节，村里那些做母亲的心里就不踏实。前年打秧草时，柏洼村的水舟跟富农麴广家的四丫头搞上了，结果使水舟入党的希望化成了泡影。去年松岗村的夏莲又闹出了笑话。夏莲原本是订了亲的，可她对那个小伙子总是看不上眼，背地里却跟冬山好着。打秧草的时候，夏莲的母亲老是觉得眼皮子跳，于是就格外提防着自己的女儿，不让她和冬山搅在一起，以免闹出乱子。然而，一个人的心你是能看得住的吗？这年的夏天，村里一些细心的人发现夏莲走路的姿势不大对劲了，就悄悄告诉夏莲的母亲。夏母一听惊出一身的冷汗，追问女儿是不是打秧草时跟冬山那个了。问急了，夏莲就说，什么这个那个的，他还能吃了我？母亲见问不出个子丑寅卯，急得直搓手，一双异样的目光死死盯着夏莲微微凸起的腹部。夏莲被看得心里发毛，不耐烦地说，妈，你老是这样看着我干嘛？母亲气得直想跺脚，但还是忍了，于是就轻声细气地问，你身上是不是有了？夏莲无法再隐瞒下去了，就说，有了又怎样？那门亲事我根本就没同意！母亲这下可慌了神，见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只好涎着脸皮，在一个黑夜偷偷带着曾经收下的彩礼去了男方家，并且赔了一大堆的不是……
去年我见到夏莲时，她已经成为祖母了。我想问她打秧草的那些事儿，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