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话题，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关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提案中指出，目前我国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已经达0.46，远远超过警戒线，10%左右的家庭占有了45%的城镇居民总财产。（3月10日 《京华时报》）

　　这份提案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一个原因是劳资机制不健全，劳动者工资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的看法是，根据他的计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目前为43%，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

　　更为详细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显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增加了7.7%。此一现象显示，目前很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压榨职工而来。更有数据显示，中国四分之三以上的财富为少数当权者把持，经济增长或企业盈余来自寡头独占。 有网友戏言说，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大多数“主人”(职工)工资未长，“公仆”(企业领导)工资却几次大长。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10%左右的家庭占有了45%的城镇居民总财产是一个什么的信号呢？这让笔者想到了关于富豪门槛的一则信息：在“中国500富豪榜中榜”里，上榜最低门槛2007年是（第500位）18.5亿元。而在2006年中上榜最低门槛（第500位）为10亿。在2006年，270亿是中国最富有的人的身价，这个数字在2007只能排到第16名。仅仅一年时间，差距就如此之大。而在胡润富豪榜中，上榜门槛同样在提高。虽然胡润百富榜上榜门槛仍为8亿元，但上榜人数已由500名增加到800名；进入前十名的门槛也由去年的百亿门槛，直线增加到330亿元。

　　与财富门槛提高一样，10%左右的家庭占有了45%的城镇居民总财产的背后是社会分化的事实。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一是贫富悬殊开始固化为社会结构。在强势群体方面，资源和财富正在向这个群体集中，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影响，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发挥作用，对社会公共舆论影响和话语形成能力，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关系。

　　二是弱势群体扩大。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中估算，中国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1％～14％，达到这样的规模和比例是非常严重的。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其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弱势程度还将进一步加深。

　　三是收入差距加大。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差别扩大的实质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的基尼系数为0.28，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38，90年代末则为0.4581。表明短短十几年时间，中国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因此，社会理应正视10%左右的家庭占有了45%的城镇居民总财产之下的社会公共风险，否则，我们都将为之付出惨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