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除了是一种信号、一种姿态,恐怕更重要的是这种善意的初衷能否完整地体现在劳动者身上,这必然依赖于有关部门对企业执行情况监管力度的增大,而不是在“保数字”的旋律下选择对企业陋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企业不计后果地伤害经济肌体,涸泽而渔、焚林而猎。

　　从今年5月1日起,我省将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超两成。其中一类地区广州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在的860元/月调至1030元/月；深圳则自行制订标准。与此同时,全国多个省市亦明确即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有一些省市表示初步具备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条件。

　　各地相继上调或拟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基于中国经济回暖的大环境,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形势回暖,经济指标走出了人们早先敢想而不敢求的V形轨迹。2008年11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要求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当时恰恰是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显现之际,企业经营面临极大的压力,作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最低工资标准被暂缓调整,意在稳定就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因此,2008年全国有一半省份没有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而2009年各地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基本上全面暂停。早在去年中,我省工业经济增长就已经出现回暖势头,特别是工业转型升级呈现积极趋向,经济回暖迹象比早前预测提前了4个月左右。目前回暖态势持续稳定,为提高最低基本工资标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然而,数字不能说明一切问题,在保证一定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我省当前还是要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强产业优化升级。尤其春节后大面积蔓延的“民工荒”,直接引出了劳动者工资标准的“真问题”。一些企业不断拿到订单,眼皮底下却找不到操作工,老板们火急火燎地承诺提高工薪标准,降低招聘条件,四处拉人。但“民工荒”每年周而复始,正是因为一旦“荒”潮平息,在没有完善市场规则、良好市场环境的状态下,本能的利益驱动便诱发老板们千方百计地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杀鸡取卵。我们提出构建服务型政府,其中一个主旨就是要提供或者帮助市场创造一个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服务职能履行得越到位,市场配置资源的角色就发挥得越充分,生产力就越高,反之市场一路走来难免磕磕碰碰。

　　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并非干涉企业具体运营管理,而是保证市场运作必须要有规则,保证劳动者能最低限度地维持生存质量。即便在对“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仍有争议的西方社会,英国商务大臣曼德尔森也曾明确表态,我对最低工资标准为改善英国低收入者生活所起的作用感到骄傲,它为英国经济做出了贡献。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标准的执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最低工资标准是一种信号,向社会发出工资增长的正面信号。最低工资标准除了是一种信号、一种姿态,恐怕更重要的是这种善意的初衷能否完整地体现在劳动者身上,这必然依赖于有关部门对企业执行情况监管力度的增大,而不是在“保数字”的旋律下选择对企业陋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企业不计后果地伤害经济肌体,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同时,不论对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抑或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地区最低工资标准需要更侧重“小时工资”概念,忽略甚至放弃“月工资”概念,这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所普遍遵循的规律。现实中,不少企业正是借着这一“概念不同”而胁迫劳动者无偿加班,变相增加劳动强度。每天工作8小时和每天工作12小时,如果两者月工资都是1000元,那么其月工资标准实质上相差百分之五十。

　　严格执行新的用工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会淘汰掉部分最低端的制造企业,从而迫使不想被淘汰的企业扭转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下降的状态,加大企业研发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把制造的产品放在更高层次的平台上获得竞争力。我们又怎么能说,这不是产业优化升级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