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农民工保障并不乐观。（资料图）
农民工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出生农村，却投身城市建设，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城市基础建设和发展是搭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肩膀推进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对农民工的保障并不乐观。发生安全事故后，农民工往往要走上一条艰难的维权道路，在索赔未果下，甚至做出种种过激举动。农民工工伤维权到底有多难？如何避免悲剧重演？连日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断指农民工艰难索赔
43岁的罗厚星是来自湖北省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二组的农民工，
后来，罗厚星要求包工头和建房者解决他的医疗赔偿问题，却遭到包工头和房东的拒绝。罗厚星只好向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寻求帮助。工作人员让他去找市安监局。市安监局让他去找龙华区安监局。龙华区安监局有关负责人要求罗厚星想法要到包工头和房主的电话号码，他们再联系对方协商解决。
“我回去四处打听，费了好大周折，才终于找到电话号码。”罗厚星说。5月20日，龙华区安监局负责人打电话对包工头王某和建房的房东劝说后，两人表示愿意与罗厚星协商解决工伤问题。但两人只同意各自赔付1000元。
“我手指受伤后，光住院治疗就花了3000多元，在上海打工的妻子闻讯也赶到海口，花了不少车旅费，现在手指伤残不说，至少好几个月不能干活。包工头和房东就赔付这么点钱，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罗厚星说。
申请赔偿应找对部门
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社保二处陈副处长了解到罗厚星是为私人建房，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建议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如果与用人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就是事实劳动关系，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就属于工伤。工伤就由我们处理或劳动争议仲裁委作出裁决。如果罗厚星是在建筑公司或其他公司干活，即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通过调查取证可以认定他与建筑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我们也可以受理或由劳动仲裁认定其劳动关系后，然后再按工伤程序进行处理。”陈副处长说。
陈副处长认为，罗厚星是为私人建房，又是包工头个人叫去干活的，与雇主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只存在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的受伤人员的工伤认定，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伤者只能通过法院索赔，伤残鉴定也只能由司法部门做。
陈副处长同时说，他们只负责对市级企业人员的工伤纠纷做调解和裁决，对省级和中央级企业，则由省级劳动部门或劳动争议仲裁委裁决。外来人员在干活过程中受伤后，要根据自己所在企业的情况，向对等的劳动监察部门申请调解处理。
几乎没人现场报案
“这些年我们每年都要接到二三十例企业工伤人员的报案，但没有遇到过一例现场报案，有的在事发几个月甚至一年以后才报案，由于安监人员事发时没到现场调查，很难对工伤事故的责任作出认定，这样也给受伤工人索赔带来很大困难。”海口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事故调查处的赵良尧说。
赵良尧解释说，发生工伤事故后，受伤者本人或其直系亲属，以及企业或工会，都可以当场向安监部门报告，安监部门会马上派人到现场调查、认定事故责任。伤者工伤索赔时，也就有了依据。“一些企业老板或雇主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为了躲避、隐匿事故，便让受伤工人不要将事故报告给政府公权机构，并许诺将负责处理好伤者的一切善后事宜。但当将伤者送到医院，经过初步治疗后，企业老板或雇主往往再也不顾伤者死活，先前的口头承诺对伤者来说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发生工伤事故后，伤者及其亲属、朋友，一定要现场及时报告安监部门等公权机构，并由公权机构进行现场调查处理并作出责任认定。”
“只有发生死亡安全生产事故，安监部门在调查事故原因和作出责任认定的同时，还要作好善后处理工作。一般工伤事故，安监部门只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调查，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不负责处理工伤人员的经济赔偿问题。工伤人员的赔偿问题，则由劳动监察部门负责处理。”赵良尧说。
赵良尧还说，对于违反安全生产规定发生工伤事故的企业，安监部门可以视情节轻重对其进行处罚，但安监部门处罚违规企业的钱款，全部上交国家财政，这笔钱无法作为工伤人员的赔偿金。
法律援助成为最后途径
罗厚星于5月21日向海口市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请，获得了免费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通知我，近日他们将派律师到我受伤的工地现场了解情况。”5月23日，罗厚星对记者说。
在安监和劳动监察、劳动仲裁部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法律援助，成为许多受伤人员寻求维权帮助的最后一种途径。
然而，通过法律诉讼除了过程漫长外，由于几乎所有的受伤工人在发生事故时，都没有现场向安监部门报案，安监部门事后难以认定责任等诸多原因，受伤工人的索赔，同样面临着许多难题。
“许多受伤农民工，都是老乡或老板叫去干活，根本不可能签订什么劳动合同，出了事情后包工头或老板一走了之，受伤人员索赔都找不到人，这种情况就是通过法律途径也难解决。”一位法律界人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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