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深圳富士康的基层员工来说,最近一周,他们工资上涨的“两连跳”,或将超过过去10年间的增幅。

　　在员工坠楼事件阴影的重压下,富士康宣布,从6月1日起,基层作业员的底薪从950元上升至1200元。时隔数日,昨天富士康又传出消息,从10月起,深圳厂区将再度上调标准薪资,经3个月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薪资将上调至每月2000元。

　　而在10年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的底薪基本维持在三四百元之间。之后,底薪在500元上下徘徊的状况维持了5年。直到2005年7月,深圳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关外”的底薪猛然增加了100元,达580元/月;两年后的2007年7月,随着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又更新为750元/月。在“十二连跳”之前,富士康基层作业员的底薪为950元。这家“世界最大代工工厂”,均严格遵循、亦步亦趋地“合法追随”着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每次调整。

　　由于深谙中外法律和中国国情,一些外资企业虽然在本国或本地区面对劳工权益和工会不敢马虎,在中国却找到了一条“薪酬游戏规则”,富士康员工10年薪资水平的变动曲线正是这个“游戏规则”的一个缩影:基层员工工资总是“稳定”地保持在所在城市最低工资标准“高压红线”上,既不触犯,也不“超越”——有学者形象地将这种现象称为“贴线低空飞行”的“地板工资”。

　　合法的“工资陷阱”

　　工资薪水紧贴最低工资标准“符合法律,但没有道德”。

　　“这是合法的'压榨’。”今年5月上旬,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新干班”(是富士康培养管理干部的重要方式,其成员都是大学毕业生)成员张虎(化名)对早报记者说,虽然他的底薪并非基层流水线上作业员的950元的底薪,而是2000元/月。但提起工资,张虎还是不免发起了诸多“牢骚”:“那些基层的普工(即流水线上的)虽然每个月也能挣一千七八甚至两千元,但他们每个月的加班时间要超过100小时”;而作为储备干部的他们,即使加班,每个月的工资也基本上在2500-2800元之间,“很少超过3000元”。

　　这已是2010年的5月。当月,全国的物价指数CPI在3%的国际预警线附近徘徊,而深圳的房价,即使是富士康所在地的“关外”,也已超过1万元/平方米。即使对于这些希望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富士康基层“储备干部”来说,落户深圳仍是一个不可奢望的遥远的梦。

　　正是由于工资的“低空飞行”,基层员工依靠底薪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只好通过不断的加班甚至超时加班,来获取更多的报酬。实在无法忍受高强度的枯燥劳动的,则只能“卷铺盖走人”。

　　张虎说,事实上,与其他小企业相比,富士康在基本工资和工资发放上,“做得算好的啦”。工资每月能按时发放、绝不延迟或克扣,加班时间会精确计算,而“更多不正规的小厂未必能做到这么好”,这也是富士康对于基层普通工人的吸引力所在。

　　也正是因为诸如富士康这样的“标杆企业”严格遵守《劳动法》和深圳市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基层员工工资的上涨空间也才一直“合法地”徘徊在低线。1994年就在广东打工的湖南永州人张黄勇说,以前很多企业的“犯规”不是欠薪,就是用工环境恶劣,明显违法,投诉相对容易,但是,“现在企业都学乖了”。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深圳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副部长王鸿利形象地说,“这种行为符合法律,但没有道德。”

　　纠结的“滞涨怪圈”

　　以GDP为导向的方针,形成了考虑企业利益多考虑工人利益少的不良心态。

　　事实上,即使员工对企业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心生不满,也无法向政府部门投诉。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又缺乏主动涨薪的动力。

　　以此次“富士康涨薪”为例,据早报记者了解,真正享受到涨薪待遇的并非所有富士康员工,而主要集中在基层流水线上的普工。多位“新干班”成员表示,这次涨薪与他们无关,令他们心寒,“端午节一过,领完绩效奖,就走人”。

　　2008年进入富士康的张虎说,自转正时他涨过一次工资,入职2年了他从未再涨过底薪,而当初企业向高校招聘时对他们宣传的是“每年都要涨一次工资”,但因为只是口头承诺,他们也无可奈何。

　　个别外资企业还通过一方面压制员工晋升的薪酬设计令员工在干几年后自动离职,一方面又利用跨国公司光环大量吸引技术实习生来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如佛山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的薪酬制度将一线工人薪酬结构分成5大级,每级又分成15小级,总计75级。员工在无过错的情况下,一年才升一级,升满要75年。在很多员工看来,这些外资企业的薪酬结构更像是一个“薪酬陷阱”,一旦陷入之后便无法“自拔”。

　　事实上,与之相关的一个背景是,最近3年来,尽管国内的物价有了比较明显的涨幅,而房价更是可用“飞涨”形容,但国内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家、政府,均对“是否大幅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产生分歧。国内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甚至呼吁,富裕而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等人口红利,才是“中国制造”在世界上保持竞争力的真正因素。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因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障条款,而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企业家中遭到抵制。

　　工人们普遍反映,和企业闹工资矛盾的时候,人们经常是“又要找政府协调,又担心政府偏袒企业”。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曾目睹珠三角某镇党委书记处理劳资纠纷过程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坦承这家著名外资企业给出的工资“确实不高,在当地企业中也只能算中等水平”,且持续不改善、不提高;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这家企业是“规范运营的”,“整体用工环境还是不错的,给工人的福利也很高”,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柱,“不能一棍子打死”。

　　深圳市总工会一官员王鸿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劳动力供给充足、资本稀缺的局面,部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以GDP为导向、以资本供给为第一要务的指导思路和方针,形成了习惯迁就资本、考虑企业利益多考虑工人利益少、考虑政府税收多考虑社会成本负担少,不敢监督、不能监督、不愿监督的不良心态。

　　他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坚决打破这种'不作为’、'少作为’状态,要让基层政府部门有足够的动力,去督促企业落实工人权益,对企业的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各方面待遇等方面进行依法约束,不姑息、不偏袒、不坐视,真正成为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协商和谈判的'裁判员’与'监督员’。”

　　“地板工资”将破冰

　　找到工资高低标准的平衡点,堪称一个“可比肩诺贝尔奖水平的难题”

　　富士康工资“两连涨”给众多沿海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事实上,中国有关方面已经开始发出了破除“地板工资”的信号。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建立,也就是建立起一种企业职工工资随经济效益提高及其他有关因素变化而相应协调、合理、持续增长的制度化的运行方式,使职工工资保持一种长期的、常规的、动态的、持续的增长趋势。据介绍,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建立以劳资双方平等协商为基础的职工工资共决机制,工资集体协商即其中主要方面。

　　此外,当各界关注富士康“跳楼门”的同时,本田汽车公司在佛山的工人也发起了停工运动。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次持续多日的停工事件,并没有遭到当地政府的干预。不仅如此,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也发表社论《给工人涨薪,我们乐观其成》。诸多迹象在观察人士看来,均表明:中国官方对工资上涨与工人维权趋势“乐见其成”。

　　“中国早晚要走出廉价劳动力时代,但由于人口众多等因素,劳动密集型时代还将长期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鲍威尔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工资过高会削弱企业的成本优势,工资太低则与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两者平衡点,堪称一个“可比肩诺贝尔奖水平的难题”。富士康二次加薪的消息传出后,由于担心利润下滑,鸿海集团在台股市一度跌停,而富士康在香港股市开盘后2分钟即停牌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