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中国农民工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当今中国的管理者,包括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大多在贫困环境中长大。他们视收入的边际增长为生活主要目标。两代人观念的鸿沟,就是地产泡沫和最近劳资紧张背后的压力源头。如果中国的体制始终无法满足新一代的需求,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可能集中爆发。

　　十年前,我参观某家电子制造承包商的流水线后,陈述一个观点:中国经济的奇迹就是依赖那些极端温顺听话的工人。从中获益的,不仅有西方企业,还有设在中国的外包制造公司。后者尤以利用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著称。一家成功的中国代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企业选择军队作为学习范本,采取压力最大化和严格全盘管制的方法,台湾受其影响尤其深远。而台湾的成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转型。这样一来,跨国公司专注于研发,以及品牌推广和分销。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中国未来发展较乐观。看到很多华工为多挣一点钱去很远的地方干活,如今,这些都变了。作为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不必担心挨饿受冻;农村家庭生活也没有十年前那么差,农村青年肩上的家庭责任不如以前沉重与迫切;而通货膨胀已严重侵蚀收入的价值,农村青年渴望生活在大城市,但城市房价增速比他们工资增速还快2倍。

　　最近发生在富士康等企业的事件,意味着一个新面目的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资源不如以前充足,劳工不如以前听话。但政府和企业的应对方式暴露了对这一事实的无知。仍然以为只是个别事件,通过施压和收买就可恢复“正常”。统治者的决策往往以短期边际效应最大化出发,而不会考虑个人梦想或长期目标。

　　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当然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工人不能像十年前一样接受呢？他们不明白,时代变了。上一代工人关注的是亲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自己的未来。地方政府和工厂业主的特殊关系,是解决或避免劳工问题的阻力。因为税收和其他收益缘故,处理劳工问题时,当地政府自然站在企业一边。尽管有些人意识到中国劳动力的挑战,但相当的人或许对此还没清楚认识。维持原有模式和保护西方客户业务的冲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处理富士康这类危机时,他们的措施治标不治本。

　　最终,市场力量将打垮当前制度。工人可选择离开,虽然工资可能有点低,但生活要好得多。劳动力成本上升,将迫使工厂在劳动力密集地方选址,并提供人性化的工作条件。拒绝改变的沿海当地政府将是最大输家。为保证收入,政府希望与工厂站在一边,但最终他们将失去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