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分配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期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22年，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5年的36.7%。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在上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提高工人工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刻不容缓。该调查显示，23.4%的职工在过去5年内未增加工资。
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在6月中旬宣布将推动汇改和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有着类似的影响，“因为两者均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但是两者对财富分配的作用却截然不同，”沃顿的迈尔教授指出。他表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将能从工资增长中获益，从而推动消费，这也是对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深感忧虑的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建议。
“所有人都希望中国经济的引擎能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迈尔说道，“当然，诸如沃尔玛之类的跨国公司的成本将增加，他们或者提高产品价格，或是寻找别的供应渠道，比如越南或印度尼西亚，但是前者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后者的政局有不稳定因素。”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在今后的发展策略中都需要仔细权衡每个选择的利弊。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趋势形成的“完美风暴”正在对工资施加上行压力。劳动力规模开始缩减，日渐减少的劳动力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人口趋势。“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总人口将会缩减，同时正在快速老化，”迈尔说道，“年轻的劳动力已经呈短缺状态。中国南方的工厂以前只聘用年轻职工，现在也开始招募大龄职工了。”
与此同时，在过去30年间从新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小皇帝”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太愿意在恶劣环境下从事低薪工作。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在近期发表于《新世纪》的专栏中写道，新一代年轻的农民工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中成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父辈曾经的生活环境相比也已经有了大幅提高；今天的第二代农民工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条件，而是有着更高的追求。他们渴望在大城市生活，但是房价的飞涨使得他们的城市梦想比十年前更加难以实现。
同时，那支曾经愿意前往沿海城市、工厂以及建筑工地工作，并且曾经源源不断的由农民工组成的劳动力大军，如今正在逐渐呈现干涸趋势。许多农民工如今宁愿在自家附近的工厂打工，也不愿意迁移至沿海城市，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较高、多为临时工作，而且离家太远。
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华东地区聘用的农民工人数减少了880万人，华中地区聘用的农民工人数增加了617万人，而西部地区聘用的农民工人数则增加了775万人。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和中国内地的薪酬差距已经缩小至5%。这个数字证明，劳动力正在离开东部沿海城市，回到中西部地区。
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劳工紧缺问题更加紧迫。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21个大城市的制造业操作工岗位空缺同比增长了90%，而求职人数只增长了22%。中国100个大城市共有岗位空缺550万个，而求职人数只有530万人，而且两者的差距正在加大，特别是在南方的珠三角地区。
艰难的转折
通过每年让大批农民转而从事非农工作，中国以前能够实现可观的生产力增长，同时还能保持通货膨胀的稳定，北京大学
在他们共同撰写的题为“刘易斯拐点对中国有何意义”（What Doe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Mean for China?）的论文中，两位研究者认为，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关键的转折点。他们表示，要想进行调整，政府必须制定和执行那些能够既能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培养更强的创新能力的政策。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转型，沃顿商学院的迈尔说道，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由国内低消费、低成本制造业推动的出口型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由国内消费推动的增长适度的经济体。
为了管理这一转型，迈尔指出，必须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因为服务行业和高端制造行业需要的是更有技能的职工。这件事说易行难。因为对劳动力的培养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它不会在当前的GDP数字中得到体现；必须要放弃当前的部分增长为未来播种。而问题在于，迈尔说道：没有人想放弃当前的GDP增长。
在对美元和欧元稳定性的担忧声中，迈尔表示，“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是谁在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国不能让自己的经济过于依赖其他国家……此时此刻，中国的经济非常脆弱，因为它依赖于美国和欧洲经济的表现。要改变现状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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