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一个黄昏，我静静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听巴赫的《f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想许多年前的故事，与许多年之后此刻的愿望。我不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实际上它要多单纯就有多单纯，它只是期望让自己的全部，回归到一个曾经不完整的画面中去，或热烈或寂寞地沉浸着，并在沉浸的过程中，像雕刻师一样，把那些碎散的、丢失的记忆修补完整。我想：写作不是因为你经历了什么，而是一种对叙述无限热爱的行为方式。在书写者的世界，就连一缕微弱的光芒也是希望，也足可成为重要的依据展开叙述。这样叙述着，写着，不知道会有多久，一天、一月、一年……许多年就过去了。当一个人的视野无法与想象中的景物达到亲密接触时，那么沉浸于所有消失过了的时光中，重新罗列那些人和事物以及场景的组合就占据了主要。遥远处，巴赫的《f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渐渐地弥漫开来，散落在记忆中，突然就滋生了缓和、深情的气息，它引导心灵，在落日余辉一般的沉缓平和里展开它独有的、曾经封闭此刻热切的思想，开启一扇叙述的大门。

　　

　　上

　　一

　　

　　我是在初春的早上接到奔向黄土坡军校的命令的。我们所在的宣传队大院门口，就停着一辆墨绿色越野吉普，那是每天来往军区与师部之间的首长专用车，顺便带上一两个小兵，是随意的事，也是常见的事。我慌乱地收拾日用品，盘点了几份重要的乐谱，打了背包，头也顾不得梳，撒腿就奔过去。我听到身后一片唏吁声：牛气撒，幸福！队伍里的其他队员，把我的离开看成幸福的逃亡，可见新兵连给所有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刻骨与漫长的，以至于在许多年以后，我对没有接受一个月的新兵连训期而深深遗憾，普通机关新兵连要足足训三个月，文艺队训一个月，而这一个月的好时光也被上级剥夺掉了，要知道，如果我能完整地受训，未来很可能是别样的。有时我会在某个慌乱无序、丢三拉四的早上展开批判式的叹息：“我的新兵连啊！请还给我！”可惜，那所有消逝了的时光由谁来还呢？

　　从沙镇到军区，火车是四个多小时；汽车三个半小时；越野车三小时。我当然向往越野车。同行的还有一名队员，他与我同年同届入伍，但从这天以后他就消失了，如同消失掉了一个幼嫩的种子，在我们许多人的记忆里他是如影子般地消失了；在全队的记忆里，那个影子只是一粒沙尘，瞬间便失去了任何一丝到达过的痕迹。对了，他叫黑子。黑子当时到军队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户口从遥远的黑龙江转回京、津等地，他的母亲因年轻冲动，不慎从京、津等地嫁到了黑龙江，在那片黑土地收获了两个孩子，黑子的爹没了以后，把户口迁回城便成为黑子一家最大的愿望。

　　一年以后我们才重新有了关于他消失的回音，黑子已经成为我当兵前所在的城市里名声四起的歌手了，黑子成名了，市长也接见了他，黑子的命运就此转折。

　　沿路上，黑子吐得一塌糊涂。仿佛不止要吐净那不咸不淡的早餐，还要把肠子也吐出来似的。而我是幸运的，我不晕车，我把心事都交给了车窗外的枯树林，还没有融化的结着冰象镜子一样的湖面，飞来飞去的燕子，以及昏浊的黄沙，安静着对着它们讲了一路的话，我说：要到大队去，大队伍里会是什么样子？那里的队员会很凶吗？会夜半吹哨子紧急集合吗？吃饭之前要列队唱歌吗？有钢琴可以练吗？有好吃的吗？不会再挨饿了吗？要知道，来军队第一天就吃不习惯这里的饭菜，所以就常常饿着肚子。车子每次停下来，黑子跳下去狂吐，我却仿佛什么也看不见，机械地拍他的背，心里想着别的。

　　其实，我们都是揣了一路的欢快步入接兵的列车的。那会儿，因为是专车，亲人不够级别送我们，只有接兵的军官带着我们这些几天前还在学校里跳来跳去、而此刻就披上军装顶着软帽的娃娃们。坐在车窗前挺激动的，就是不知该冲谁挥挥手道别，可还是挺激动。接兵的军官领着我们坐在车厢里，火车开动起来的时候，我眼前的城市慢慢与我拉开了距离，有股模糊的东西弥漫开来，我并不在乎，我要远行，远行的冲动掩盖了分离的荒凉。许多年过去之后，我才猛然想起，那次的分离其实是我并没有意识到的真正的分离。于是我就忧伤了，在此之前我似乎不知道忧伤具体该是什么。车子奔波了两个多小时到北京，说驻地在黄土坡，可我们根本没在那儿停一秒钟就又奔向另一列火车，这列火车跑起来就停不下来了，仿佛预示了某一场停在未来的命运。每当想起这句话，总会吸一口冷气：一个人当他还是快乐与懵懂时，对未来是不具备任何预感的，所以一旦与未来相遇，会显得措手不及，以至于感到沉重；成年以后，几乎对什么事物乃至语言都要预感一下子，渐渐的再与未来幸福与苦难相遇，就显得平静了许多。

　　

　　二

　　

　　天黑了，并且是很黑了，我们才从昏沉之中清醒，手忙脚乱地取背包，急切地等着火车停稳，那急切中带着许多怀疑与不安：为什么会这样僻远？这样荒凉？梦游一般，我们就到了那个受训基地。一处深深的大院子，院子尽头是一口古井，它的存在给我们到来的感受徒增了内心的冰冷。军队的晚餐时间早过去了，我们只好吃炊事班新煮的粥与咸菜。我不吃，宁愿饿着。饭没吃完听到院子里一阵脚步声，急促有力，领导来欢迎了，欢迎我们来到沙镇受训。我听着那些陌生的声音，突然有种被拐骗的意念，我想可能我们从此再也回不了家了。我的哭声打断了会议。然而那哭声被同来的伙伴厉喝一声终断，她不屑地大叫：“哭什么哭，毛病！”我不敢哭了，我尽量不哭，可眼泪一点也不争气，便是无声也任意流淌着。领导看不习惯伙伴的态度，反倒把我接到招待处，安排了一名大些的姐姐陪着我，重新吃了一次晚餐，那个晚餐是丰盛的，可我却是没有胃口的。

　　第二天，我从招待处回到受训基地。原来，这里只留任几位老兵班长担任新兵训练工作，属于我们的队伍大批人马都在黄土坡军校，他们正进行热烈的排练。我问同来的几位伙伴，当时，黑子也在其中，他告诉我们：虽然北京有我们的驻地，但我们基本都要扎根在这里，因我们是师级单位，除了演出和排练就要住在师部，而不是军部。接下来，黑子低声宣布：我们上当了，我们被拐骗了。我的眼前瞬间就昏暗了，起先眼前是大朵大朵的棉花糖般的云朵，慢慢的那些云朵变暗，变灰，变绿，最后黑沉下来。

　　老兵班长名叫牙牙，他训练我们的时候一点也不冷酷，他总是在喊口令的时候自己先笑，而后冲队伍里大喝：笑，还笑，有那么可笑？我看谁还敢笑？嗯？接着他又笑，转过身去笑。我也被逗笑了，牙牙就折一根小树枝走过来：小家伙你也笑，俺打你的小手，看你以后还怎么弹琴。这句话，一直陪了我许多年，在当时，那是一句温暖到底的话，以至于在我任何讨厌军队的时刻就会想起这句话，想起牙牙。牙牙总会没有理由地关照我，直到他归乡。而其他的班长一点也不温和，凶得要命，常常夜半吹哨拉紧急集合，并且睡眠的时候不发给我们枕头，大家把衣裳叠在一起，给脑袋一个尽量能停靠的安全地方。

　　在一个训练不忙的下午时光，黑子发动了起义，他领着我们三、四个同城兵，以上街买物品的名义，跑到沙镇邮局，我们集体给学校发了电报，给家也发了电报，揣着狂跳的不大点儿的心回到师部。接下来，等待一个或有或无的转折。在那个时期，我的视线总是灰蒙蒙的，就连天上的太阳的光芒也是灰色的。那些景物，那些人，那些车，那些嘲笑的声音，那些空荡的排练场，我都似乎看不见与听不见，我的视线里只有狼狈与不安。因为还没有编制，我们的军装上没有军衔，帽子上没有帽徽，我们从头到脚都显得光秃秃的，像几条孤独与流浪的小鱼。初春的阳光，就洒在我们这一行弱小的队伍中，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听到别的队伍里低声的轰笑：新兵蛋子撒！

　　没有编制，也就没有固定的食堂。我们几名女兵起先被分到小车班食堂；男兵被胡乱分配到了司训、汽修、军招等食堂临时入伙。每到中午，迎着号声，我们几个人站成一排，拎着空荡的饭盒与我们饿扁的肚子，在食堂门前一站，随着大队伍里的歌声小声地唱，唱团结就是力量，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才能陆续进入，找到属于我们的饭桌。军队的饭菜真的好难吃，不知司务长是哪个地方的人，样样菜里都放了姜丝，或花椒粒，吃到嘴里味道怪怪的，本来好好的菜却失去了原味。我开始罢吃，一边罢吃，一边拼命想家。

　　

　　三

　　

　　十多天以后，队里通知我们新来的队员去队部集体接电话。一开始，我们几个人都以为是我们发的电报起了非凡的作用。可惜，在电话里，我们一起聆听了父母的命令：服从分配，不许回家。因为我们的城市，在我们走的那一天，就已齐刷刷消了我们的户口，如果回家，就是逃兵，就是黑户，什么前途都将荒废。自此我们只好断了回家继续上学的念头。

　　可黑子不同，他本来就是黑户，来军队指望一下子翻身，可显然他要在漫长的岁月中，在僻远的沙镇里等候下去，在转业前，也不见得会有人给他转户口的。黑子不干，坚持要回家。所以在那个初春的早上，他与我一起登上了那辆墨绿色的越野吉普。

　　中途他转车时，我们休息了一下，他向我告别的时候，拉我到一旁小声说：“送我回城的那个当官的带了枪，我走到哪他跟到哪儿，万一我出事了，帮我找到我娘说一声。”

　　我吓坏了，咧咧嘴刚要哭出声，被黑子一掌捂住。我不敢哭了，看着不远处新来的军官，腰上真别着黑亮亮的枪。

　　黑子一步一晃地装出不屑地样子，他吐了一路，就要虚脱了。他朝腰里别枪的军官走去，一起踏上了回城的列车。我望着黑子的影子，心里羡慕着，幻想着，我知道，如果此时此刻我不是站在这荒郊野地，那么我一定会在家里骄傲地吃好吃的饭菜，有鱼，有肉肉，有菜菜，还有好吃的米饺。许多年后，每当我重复这个场景，我会毫不怀疑自己想家的立场：想家，其实就是肚子空了，营养不良了。吃饱了就忘记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了。这个判断，安放在那个年纪的我确实比较合理。我就是这样，一只手做出结论，另一只手抹去泪水。

　　黑子踏上回城的列车，再也没回来。起初我以为他死了，梦里想象着他在路上挣扎着什么，被军官一枪击中；或是他嘻皮笑脸地玩那支枪，枪突然走火了……我惊异自己小小年纪那些惊人的想象力，它们从那个时刻起，一直遍布在我幼稚的思维中不肯离去，直到有一天我们接到黑子的书信，以及一盒录音带，关于黑子死亡的各种想象才渐渐消失，继尔被别的想象替代了。黑子走了，与我相反的方向。

　　我被同行的军官领着进入了一座深深的大院。天亮以后，在一阵阵出操的口令与号子声中，我才想起是来到了黄土坡军校。在一群陌生的视线里，我渐渐不安与紧张，甚至开始怀念沙镇的军训，显然那几天难度的日子竟成了记忆中的快乐时光，在这里没有笑声，陌生指引我的内心一次次脱离这个集体，而回到另一个集体，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这里与那里其实是一体的。大概人都会在困境中为自己树立一个天堂与一个地狱，否则就没有了向往，没有了希望。而在希望中活下去，几乎是全世界所有人的梦。

　　来到黄土坡，我面对的都是老兵。女兵大都是八五、八六、八七届的学员。她们到过前线，有业绩，有资历，长得都很漂亮，专业也都很好。比如声乐、舞蹈、戏剧，小品等专业，都与我不同。我站在她们面前，常常感到眼前一阵弦晕，在那些花儿般的目光中，我觉得自己好小好小，象极了那只丑丑的小鸭，或许我的未来不会长大，或许我永远也无法在天空中飞翔，我感到孤立与自卑，我又开始拼命想家。那时候我又开始判断：想家其实就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是想有一个最隐蔽最安全的地方，收藏一心的无奈和荒凉。直到后来我开始突飞猛进，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创作中时，我便不想家了，甚至忘记了自己有家。

　　我被带到女兵班的一个房间，我看到了四张床，上铺和下铺，我心里很紧张，最怕睡在高处，我会害怕。可我还是被分在上铺了，下铺住的都是班长级别的干部，且资历最深的都在靠窗口的位置，我的床贴在门的背后。我努力掩饰着害怕的心情，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把发卡、几本书、武装带，齐整地放在床头。“你还可以放一面镜子，早上起来好好整理你的头发，实在太乱了。”这个声音从窗口传来，她在未来成为我为期半个月的班长，半个月之后我彻底与她说分手，我不归属她管了，也不归属任何一个班长管，而是由队长指导员来直接管理了。

　　现在想起那个不远的未来，我深感幸运。我在第一次听到她从窗口传递过来的声音时，禁不住心里发抖，我害怕，害怕她的目光，与她的声音，仿佛害怕一把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刀子，比当时看到一个人腰里别着的枪还要害怕。

　　

　　四

　　

　　我的军训时期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就结束了，其他队员还在军训的时候，我便在黄土坡总队留了下来，提前进入汇演之前的排练。大概只有在排练的时候，我才能忘记想家的心情，忘记班长冰冷的声音，与眼前所有的陌生。可夜晚的到达我就又开始失眠了，这个可恨的毛病从幼年就扎根在我的身体里，令幼年的自己不得不每天面对一大碗热腾腾的中药。

　　医官给了我几包药，说哪一个睡前吃，哪一个白天吃。我记住了，可又忘记了。夜晚熄灯之前，我趴在上铺看书，女兵班长们在议论化妆的技巧，如何化眼睛，会显得眼睛有神，有光芒；如何把眉毛摘掉，再描上细细的一笔，摘眉毛很痛的，所以要在摘完以后抹一点药膏……我听得害怕，想象着自己把眉毛拔光的样子，接下来不敢再想，就把药吃下去准备到梦里玩。那些日子，我几乎天天梦到家，梦到母亲。

　　我倒在床上不久就开始有了飞翔的感受，晕晕的，轻飘飘的，有着无可落脚的幸福与不安，借着这样的感受，我把来军队之前与之后的场景重新记忆了一遍，觉得命运实在太神奇了，在困境到达之前，给了我别样的转折，令我在远离困境的同时，也远离了故乡，远离了我的城市，从此那个城市是别人的了，不是我的了；父亲、母亲会不会想我呢？一定会的，就象初中一年级生病需要手术，他们两个一起伏在床上哭出声音，仿佛我会失去什么似的；事实上那场失去是必然的，只是我太小不懂得吧。我向来就是这个样子，成熟得太晚太晚，别的女孩子什么都晓得了，我还陷在混乱之中晕沉沉不知她们说的是什么。嗯，我离开家了，离开我的城市，以后，以后，再以后，我会回去吗？会，不会，不会，会……

　　我在这种晕乎乎的飞翔中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知道一定是自己吃错了药。接下来的一切场景越来越模糊，我感到自己被一个长得强壮的男舞蹈班的队员背起来，一路小跑着下楼，直奔医院。后来，这个模糊的场景我就深刻地记住了，从少年到此刻，没有更改过，没有离开过。但别人不是这样记忆的，他们常把他们认定的场景记住了，然后讲给我听：“笨笨，你在床上，突然坐起来，大喊：药错了，药错了！快，快，接通我爹电话，来不及写遗书了！”然后是一群轰笑声，这令我感到难为情，我那样害怕自己会死亡，或者说，我害怕再也见不到了这世上的至亲，在死亡面前，我的记忆里除了父母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我想，我还是那样热爱他们的，尽管不爱那个曾经属于我此刻扔掉我的城市，不，我不能这样判断，我亲爱的城市，我的骨子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的故乡，那归属于我的城市。

　　渐渐的，我在我的上铺睡得习惯了，虽然我不止一次盼望着有一天能睡到下铺。离汇演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就这样走到了一个集体之中，并也学会了用我们这两个字来表述这个集体，仿佛我与他们那样亲密，从来都没有陌生过似的。但我的心灵一直是孤立甚至荒凉的，它一会儿在这个集体中停留，一会儿又从这个集体中跑开，并与集体拉开不远不近的距离，或许这是性格中与生俱来的，因为我的心仿佛从来没在哪一个集体停留过，它始终孤孤单单，与枯燥的我本人在一起幸福和哭泣。

　　

下

　　一

　　

　　在那个春天，我常常幻想跑到黄土坡对面的山顶去玩。听许多人说山上有柿子树，还有漫山的野花，野百合就在其中。我喜欢百合，它意味着纯洁与和平，甚至是爱情与亲情的合合美美。但那个时候，我只记住了亲情的合美，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忧伤太多了，父亲的暴燥与母亲的哭泣，在幼年刺激着我的心灵一直到离开他们的那一刻起也没有完全消失掉。在军队的许多年，倘若别人问我你喜欢什么花？我一定回答，百合花。山坡上的百合花叫野百合，我曾经摘过，我还想：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要叫野百合？山坡上的百合花叫野百合，它们遍布在通往山坡的石子路旁……

　　野百合，草本植物。主要生长于山脊中下部坡度较大的草丛，低矮灌木丛及石缝中，生长较分散。种子膜片状，棕黄色，塑果开裂后靠风传播。这段话读起来，是那样的像我自己。这是在许多年以后才慢慢意识到的。黄土坡附近的山体上，在野花遍布的泥土里，还生长着许许多多的海棠树、苹果树。每年夏天那些生长得旺盛的果子，引诱得我们的手痒得钻心。而在那里，或许沿着山路就能走回到我的城市也说不准。这个幻想不是没有经历过，在仔细辨别过方向之后，徒步走回家的想象曾不止一次地到达，抛掉艺术之外，我该是步兵。通往黄土坡的路那样漫长，翻过一道山梁，可以望见军校枝繁叶茂的核桃树，有一年在树下捡到两三个核桃，青涩的皮子，幼嫩的心，我把它们放在纸盒子里存了整整一年，再打开看到它们外皮坚硬了、果子也成形了。它成长了一年就成熟了，可我还与它最初的模样一样，禁不住叹息岁月与生命的年轮厚度是不同的。

　　那个野百合花盛开的春末，我们就要离开黄土坡直奔六十五军投入全军大型文艺汇演了，在此之前的两个月，我与这个集体在紧张的排练中过得既充实又空荡。充实是每个白天甚至通宵的时光都留在了礼堂的排练厅；空荡则是排练之后我的心就被抽空了，只有一个想家的意念在胸中奔波不息，渐渐的把饿空的肚皮用幻想填得满满，可那也没有用，它仿佛是一股巨大的气流，在身体里撞击着，直到发酵成泪水，奔涌而出的瞬间就把思想里的内容挤跑，心胸空了，脑子空了，仿佛变成了纸糊的风筝，借着风的力量，任意飘浮，假使有个好人指引我，我可以没有思想没有判断地飘向回家的方向。

　　周末，大家都换了便装，有到北海公园的，有到香山的，还有的到靶场玩枪。我只想上山，与外队的队员平子、青珠两个伙伴。她们与我们队不是一体的，但每次大型演出都会与我们的宣传队合并，我们队四十多队员，青岛队三十几个队员，汇成了一支轰轰烈烈的大队人马，是一支壮大的队伍。但我们永远是客气的主人，在外队的客人面情宽容大度，显尽热情。有时她们着装不齐、出操不全，队里只权做闭闭眼算了，连领导对他们的队员都是客客气气，我们也尽量显得热情。幸好我是新来的，可以想理谁就理谁，也可以谁也不理。在我极度孤独的时刻，平子、青珠两个女兵开始向我靠近，她们以每天清晨练习给我化妆开始，我拒绝地跑掉，她们就嘻嘻笑着把我捉回来，一来二去就熟悉起来，不那么陌生与拘谨了。

　　和平子、青珠一起上山是快乐的。她们两个是青岛队的新学员，几乎地位与我一样微弱，这微弱使我们相处在一起轻松与欢快，且没有负担。那个时候我觉得把花摘下来编成花环顶在头上是最美的时光，这令平子常常抱歉没带相机，要是拍下来该多好。我像个木偶一样，她们一会儿用素妆，一会用油彩，把我的面容画得比花还灿烂，某一个片刻，我也觉得或许我未来不会很难看吧，可少年的我眼睛比现在还要细小，单薄的眼皮上下动一动，之后只显示出一小片黑亮亮的光芒，或许我的所有智慧就在那一小片黑亮的光芒之中，假使投入到许多光芒中就再也无法找到了。

　　

　　二

　　

　　野百合发疯般地盛开在山坡两旁，石头缝里，与灌木丛中。我喜欢月白色的与淡紫色的两种，那些仰面在阳光下的小花，迫切着绽放，一簇一簇，紧凑亲密地挨在一起，几乎没有缝隙，微风吹着它们的细弱的身体在风中摇摇摆摆，流露出些许怯生生的脆弱，我知道它们是因为害怕，害怕被风吹散，吹散了就形单影只了。它们只有这样着组合与排列，才能精彩完成整个花期。而我却是一个被吹散了的单瓣百合，我与我的城市不得已地彼此分开了，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那个城市是精彩绽放的野百合花园。我走了，它们还那样精彩地绽放着，而我却暗淡了；我走了，它们还那样热烈地拥抱着，而我却孤单了。

　　平子在山坡上练声，她的花腔女高音音色越来越亮了；青珠背台词，她要上演军属的小妹，一个偶然的相遇从此爱上哥哥的战友阿强；我忘记了我的角色，或许我的角色就在十个手指与一颗心灵上。这样说，有些抽象，其实是纯粹的渺茫。

　　就在那个野百合拼命绽放的春天，我们的新成员终于汇集到黄土坡，正式在一起了。我被分往创作组任组长。又过了二十几天，八十多支人马的队伍在军区的热烈欢送下，奔向张家口执行汇演的重要使命去了。整个演出期间，张家口一直下着小雨，似乎从到达那一天就在下，一直到七天后我们返回也没有停止。我的心情是欢快的，在许多新到达的面容中，我便具有了一点点资历，但我从来不敢对他们大声说话，我平和惯了，并且生怕哪一句话声音大了会伤害他们的自尊。渐渐的，我和同年到达的战友越来越亲密了起来。虽然不多，却在那些时期给了我些许的拥抱感，至少我不觉得那样孤单了。

　　这不多的战友，一个就是创作组的成员之一叫大雨，一个叫巧巧，最后一个是老学员茜。大雨是南方人，巧巧来自张家口，茜的家就在北京。大雨是吉它手，巧巧是热爱通俗演唱的歌手，茜是副键盘手。和他们在一起的记忆，从那个春天开始，一直到许多年后的春天，几乎没有中断过。有时我想，记忆是神奇的，无论幸福还是苦难，它都会有选择性地给你种在心里。有许多人和场景你很想记着可偏偏就忘了；也有许多你想忘也忘不掉的。记忆的神奇，就在于它以它的意志为存在，以它的视线为起点，引导心灵在其中穿行或徘徊。大雨的印象是永远也讲不清普通话的，他常常用半生的京腔吐着不清晰的字眼，引得人群轰笑；巧巧是远近出名的精明小超女，声音甜得要命，嘴巴馋得要命。每当我想起命运，就不由得怀疑自己的人生到底与他们几个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我无法叙述得清清楚楚，索性就模糊到彻底了。

　　但有一个结局是固定的：茜早在我还在军队的时候就离开军队了，之后嫁了人，直到我离开军队以后，就更没有茜的影子了；大雨与巧巧在许多年后结为夫妇，我最后一次看到大雨和巧巧，是巧巧挺着大肚子就要生了，她与大雨一起出现在北京乐器展那纷乱的人群之中。我确信我看到了他们，我还确信他们一定没有看到我。以至于曾在战友会上疑问我是否活着。“我活着。我能清晰地记忆起你们。”这句话，在我心里存在了许多年，之后我把它扔掉了。我在记忆面前沉默，以示不屑的抗争，以至于在未来，我早已无法判断这所有的场景与面容，是来自作品的需要，还是与某一段经历有关。我便神魂无措地开始陷入一个时而虚幻时而真实的境界之中，我在其中哭哭笑笑，甚至无可奈何。

　　

　　三

　　

　　在军队，能留在北京，是除了我之外几乎是全体外省队员的梦想。所以大家都以拼命的方式努力工作，努力上进。老队员们却一个一个相继转业回地方了，那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眼见着青春一天一天消失，队伍里留城的名单少得像金子，只好以许愿的方式，能多留队员一年是一年，可最终还是不能如愿。我记得与大雨同城的老学员阿南，他与我们乐队的副键盘手茜谈恋爱，茜的家就在北京，她的父亲是国内著名作曲家，对这场十九岁的恋爱一直持反对态度，两个人抗争了好多年，阿南拼命工作，军龄延了一年又一年，还是没有留下来的希望，才转身狠狠心离开茜，离开军队，回到南方。有好长一阵时期，可怜的茜精神近乎于完全崩溃，她曾失魂落魄地在师部大门口，火车站，八大处门前不断地来来去去，我们都知道她在等着阿南回来，仿佛她站在那里的每个清晨与黄昏都存有一个重要却渺茫的场景：阿南胡子拉喳、蓬头垢面地从夕阳里渐渐朝她走来……

　　茜对我还是可以的，只是我不习惯她很小就开始恋爱。所以，慢慢与她疏远了，但她很可爱。某个清晨我想起了她。想起她，是因为散步的街上看到有饼子在卖。我从来不吃的。因为饼子是面粉制成的，我只吃米。记得有一次，军队食堂里也有这样的饼子吃，我们打回来，路上，她说她家里从来不吃这个，只吃春饼，烤鸭专用的饼。那时她说这句话，在我听来是有些反感的，我的家也不比她差，只是从不对任何人张扬过。而看不起简单的食物，并向往随时随地都要过着优越的生活，是我反感她的唯一理由。现在想想，那样也不为过。

　　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如何，追求如何，那，是她自已的事。而我不该用自己的意志与精神的判断，强加到她的思维之中去。她是恋爱着的，生活优越着的。而我，是流放的，且专心于工作了。如此，我们不同。

　　有一段时间，我因病住院，她一直陪我。可我总是不听她的话——她认为比我大几岁，就什么都要听她的。我因为过敏体质，暂时不可以吃海鲜，可那一天，我吃了。为此，她气得流泪：我每天精心照顾你，我容易吗？！第二天，她又欢天喜地到达了我的视线：我来陪你啦！

　　春天，遍布在我视线和记忆里的野百合似乎永远也盛开不完了。它们热烈地点燃我所有苍白的记忆，与孤寂的心灵，时刻向我宣告着爱与恨，到达与离开。世上有了人，就有了人群；有了人群，就注定就要有分离。这纷乱拥挤的世界，无论如何拥挤，心灵也不肯彼此靠近，我站在你们面前，之于你们，我就是远在天边的了。远远不如那盛开在山坡两旁，石头缝里，与灌木丛中的野百合，它们与生俱来地害怕孤独，所以每一次绽放都紧紧簇拥在一起，令世上所有的分离惭愧与叹息。留在我印象中所有亲切的面容，比如新兵受训时的临时教官牙牙，他是第一个离开军队的，他走以后还给我写来书信，告诉我他与一位姑娘结婚后常常跑到别人家的菜园子里偷摘小白菜的愉快经历，他放弃了艺术，转行行政了；茜的男友阿南也快要娶妻了，他对北京与茜再也不那样深刻了，十九岁的恋爱令他从此现实了起来；还有许许多多的我没有靠近过的面容，我们只是点点头，打过招呼，但他们也相继离开军队，直到我、大雨、巧巧等三个人也迎来了这分离的一天。许多年过去，我知道，有好多的青春，就停在那段时间里，它们不肯与现在的时间重合，倔强得像个孩子。

　　

　　四

　　

　　我也要离开军队了，有点不舍。离队的报告一审再审，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批下来。离队的队员一共七名。几天以后，我们每人都领到了五个包装袋，由军队负责运输回地方。几个武汉兵知道我的习惯：我会扔掉许多东西。于是，他们就凑过来问：有不用的帽子吗？肯定你不愿留下的；军被是不是也不打算要？我冲他们笑：我只需要两个袋子，留下的三袋子，你们看着办吧。两个袋子里是书与乐谱，一顶军训软帽与四季必要的衣裳。来的时候的箱包就空了，箱包很新，漂亮、别致。一个武汉兵问我：是不是连这个也扔啊？我想了想，歪头告诉她：偏不扔，也不留。她细细算了一下，讲定那个箱包值四十五块，当场要付钱。我就不好意思了，说：拿走就是了，跟你开玩笑的。

　　军被与实习软帽，还有几张演出合影，我留下来了。因为被子与帽子上有我的名字与血型；照片，是少年到青年的一场转换印迹，这些都很珍贵，是不轻易的东西。夜晚，是安心与安静的时刻，只有夜晚我才能冷静到极点地收拾东西，并烧毁一些没必要保存的文件，手稿。我的心里也是难以平静的，继尔我又不停地想：铁打的营盘流水兵，我们不走，谁还能来呢。

　　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一直重复着同一个梦，虽然场景不同，但内容却永远不肯更改：我在路上孤伶伶地游走，在车子的颠簸中动荡，手里拎着一部类似电话一样的小东西，及时把重要的发现告诉父亲：这里，那里，有自己的一个箱子没有取回来，箱子那么漂亮、鲜艳，里面装着似乎原本熟悉却根本没存在过的照片、书本、小玩艺、衣裳，印台。我说：“之所以没有取回来，大概是因为时间不够，先存放在那个地方的，不取回来，心里好遗憾。”昨天凌晨，我重复了这个梦：面对漂亮与鲜艳的箱子，我心里充满怜惜，轻轻打开，里面竟然是簇簇拥抱在一起的野百合！它们就盛开在我的箱子里！我告诉父亲：这是我们在黄土坡军校半山坡上摘的，存放起来，准备演出之余做标本，许多年过去了，箱子一直流放在外面，可花还开得这么好！

　　我醒了，箱子依旧永远停在梦里了。我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个折磨人的梦境，它总是顺其自然与不定期地如约到达。我突然就有些惊醒了，心脏狂跳：或许那是某一种预示，预示某一个地方，曾收留过我们的少年与青春。既然是收留，还找什么呢。可是不，不，我怎么可以忘记，那个地方，是我不得不去的，是被放逐去的；是我不甘心而去的；现在这个异乡，是我自己流放自己的地方，是必需的，但也是主动的。我的少年与青春一点也没有在亲人面前停留过，而是埋葬在放逐与流放这两个地域。

　　今天，曾在这两个地域停留过的少年与青春，我再也见不到了。

　　我在梦里找一个箱子，我找得那样认真仔细，那样执着不屈。

　　而此刻，当我放下纸笔的瞬间，它们最后的一点点气息与影像也消失了，时间把我和它们中间隔开了巨大与透明的屏障，让我与那半部青春遥遥相望，日出想起，日暮遗忘。就好象我们的左手与右手，它们永远都保持着默契，一只手书写命运，一只手抹去泪水。

　　

　　尾声

　　

　　我是在初春的早上接到奔向黄土坡军校的命令的。我慌乱地收拾日用品，盘点了几份重要的乐谱，打了背包，头也顾不得梳，撒腿就奔越野吉普车而去。我听到身后一片唏吁声：牛气撒，幸福！队伍里的其他队员，把我的离开看成幸福的逃亡。同行的还有一名队员，他与我同城同届入伍，但几天后他就消失了，如同消失掉了一个幼嫩的种子，在我们许多人的记忆里他像影子般地消失了；在全队的记忆里，那个影子只是一粒沙尘，瞬间便失去了任何一点点到达过的痕迹。还有，五年以后，我也与他一样消失了。

　　大概或许会有一个好人这样记录着：五年以后她消失了，如同消失了一个幼嫩的种子……她曾经告诉说最喜欢的花儿是野百合，她还常常说：看哪，野百合发疯般地盛开在山坡两旁，石头缝里，与灌木丛中……

　　是的，我喜欢野百合，我还喜欢它白色的与淡紫色的花朵，那些仰面在阳光下的小花，迫切着绽放，一簇一簇，紧凑亲密地挨在一起，几乎没有缝隙，微风吹着它们的细弱的身体在风中摇摇摆摆，流露出些许怯生生的脆弱，我知道它们是因为害怕，害怕被风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