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成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标识，他们是介乎农村与城市之间边缘化的群体，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由于受传统身份的限制，劳动权益常常被严重侵蚀，从而形成了所谓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权益受侵犯的现状

　　劳动报酬权利受到侵害。实践中农民工工资收入低，与城市人同工不同酬，在农民工较集中的建筑及来料加工行业，超时加班却不给或少给加班费，拖欠、克扣甚至拒付工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休息休假权利得不到保障。涉及工资和工时问题，农民工不得不跳进计件工资和加班加点的“陷阱”。 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因此劳动超时现象普遍存在，就拿建筑企业来说，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多数超过12个小时，更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不但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吃饭都不够。

　　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一些高污染和高风险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不给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许多农民工在高温、噪音、易爆、有毒的环境中工作，而劳动强度又过大，保护措施不力，导致工伤事故、职业病频繁发生，对农民工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没有保障。一方面企业想方设法逃避参保，降低企业成本，不按规定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或为应付检查只给少数农民工投保，或避重就轻只买一种保险，回避其他险种，从而非法剥夺了农民工享有的各项劳动保险权利；另一方面农民工参保的“门坎”过高，多数农民工想参保但力不从心，同时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农民工流动性大，个人账户转移无法衔接。

　　农民工维权难之成因

　　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许多现实的困难，甚至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仲裁、诉讼环节导致农民工维权成本过高。发生纠纷后用人单位经常故意拖延时间，超过仲裁或诉讼时效致使农民工维权目的落空，同时漫长的诉讼程序也使农民工被拖得精疲力竭，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生活以及伤病治疗。二是农民工案件取证难。农民工往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法律意识薄弱，发生纠纷后多数未保存有效证据，甚至无法证明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有的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采取维权措施，以致超过仲裁或诉讼时效的事情经常发生。三是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到位。中央九部委曾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但这一文件在实际操作中尚未得到切实的执行，各部门对经济情况的审查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层层审批的现象；诉讼、仲裁、鉴定机构等不依法减免费用；档案、工商、房管等部门对法律援助案件所需的查档同样收取高额费用，导致提供法律援助仍然打不起官司的现象普遍存在，浪费了援助资源，也不利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长效机制

　　加强非诉讼法律援助方式的运用。在办案过程中，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应本着“务实、便捷”的原则，对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尽可能通过协商、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这种方式可以在不激化双方矛盾的前提下，减轻双方当事人的负担，大大提高办案速度和清欠、索赔效果，而农民工也能较为顺利地拿到应得的钱款。

　　继续深化各部门的协调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应坚持加大与各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真正做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对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劳动仲裁部门要先行缓收仲裁费，房管、工商、档案管理部门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应予支持，并对法律援助案件查阅档案资料所涉及的相关费用应当予以减免，更好的实现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行政执法的衔接，共同降低法律援助成本，以更有效地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保障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加强城际间法律援助协作。规范城际间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应加强联系，设专人负责办理农民工案件，建立规范化的处理农民工维权案件的工作机制，使城际间协作能够简捷、迅速开展，以便及时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大《法律援助城际间协作协议》的宣传力度，使外来务工人员能够了解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回到家乡同样可以通过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利用《协议》维护自己在外地的合法权益。

　　建立专门面向农民工的援助力量。法律援助机构应组织较为稳定的专门援助力量，面向全体农民工，为他们提供诉讼代理、法律宣传咨询、非诉讼调解、代拟法律文书等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