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彰海生前工作过的工地
为多挣120元连续工作20个小时 农民工超时劳动情况严重缺乏监管
农民工方彰海猝死事件调查
《法制周报》记者李俊杰 实习生 石凯 文/图
如果不出意外，今年端午节，方彰海准备怀揣辛苦加班积攒下的血汗钱，回到湘潭县分水乡环山村细瓦屋组的老家，陪75岁的老母亲过节。这个命途多舛的男人，自去年妻子不慎摔死后，他一个人承担了2亩多农田的种植，除年迈的老母亲需要照料外，尚有一位17岁正在广东念大学的的小女儿需要抚养。双重压力下，改善经济成了摆在老方面前的不二选择。
趁着春耕农忙的时间差，46岁的老方像村里大多数村民一样，哪里有活干，哪个城市就是他下一个流动的家。老方有一门不错的木工手艺，由于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抱怨木工活太累、太苦，不愿意学，这也为没有年龄优势的老方们赢取了一方市场。眼看着儿女辈的民工不断向城市涌进，行业的竞争更为加剧，即便是有着手艺的他们，也不由地感叹，“外面的钱是越来越难赚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赚钱计划，在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颐和佳园工地上，老方拼了命一样地加班，偶尔身体有点异样，他也会搁置在一旁，“一点小问题，挺一挺就没事了”。然而，这样的大意很快就招来了报复—— 6月4日早上，工友去叫老方起床时，发现他身体早已僵硬。
事后，据工友介绍，方彰海为了多挣120元，给正在上学的小女儿攒学费，他从前一天早上7点连续工作到次日凌晨3点，整整支撑了20个小时后才回工棚睡觉，冲了一个凉水澡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方彰海的遗体被火化运回老家后，门前大树上喇叭里传出的悲鸣哀乐响彻了整个山谷，从广东匆忙赶回家奔丧的年轻女儿与75岁的奶奶坐在一旁，哭成一团。在另一端的颐和佳园工地，其他工友对于方彰海的猝死连连叹息，态度却有些麻木了。
连续工作20小时后猝死
5月25日，在湘潭县老家的方彰海接到了同村一个包工头的电话，让他到长沙颐和佳园工地来干活。老方家里同时种植了2亩水田，还有一位75岁的老母亲需要照料。但老方转念一想，等端午节后再插秧，中间的这段时间差，正好可以出去接点活计补贴家用。
早些年，一场意外让方彰海左眼失明。但考虑到尚在念书的小女儿，还有“看不见生命长度的老母亲”，方彰海一个人硬撑了下来，靠着一手木工活，游走在各个工地。
然而，残酷的命运再次降临到这个老实汉子的头上。去年，老方的妻子意外坠亡。压力更如泰山压顶。在老方大女儿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当村里多数人都起红砖房的时候，老方也修起了一栋2层楼房，“这些砖瓦都是父亲一手一手垒起来的。”
这根负重的脊梁最终被压垮——6月4日早上，工友去叫方彰海起床时，发现他一动不动，身体早已僵硬。
室友危某告诉记者，老方是工地的木工，平时不太爱说话。他从6月3日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4日凌晨3点。整整工作了20个小时后才回工棚睡觉，之后简易地用冷水冲了个凉，“他回来后就躺在床上哼叫，翻来覆去，很痛苦的样子，我询问他情况，他也不吱声，早上6点起床我再去叫他就发现他身体已经僵硬了。”
据一位钢筋工说，工地上分白班和晚班，木工一个班能挣120元钱，他熬个通宵就算2个班，能挣240元。
对于老方的离去，来自钢筋班的殷师傅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叹气连连，“老方太可怜了，人又不是铁打的，连续工作20个小时，年轻人都受不了啊”。在工地上，相对之下，木工班算得上是最辛苦的，工资120元/天，钢筋班、泥工和混凝土工100元/天，杂工是60元/天。
辛苦一天后，只有在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民工们才可以勉强地放松一下。可是，在有着火炉之称的长沙城，这样的板房里的高温犹如一个大蒸笼。这些面积有限的板房里，多位工友挤着睡在一间房里，疲倦不已的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把席子用湿布抹几遍，将身子打湿，买个小电扇对着吹，将就着躺下。
对于老方的猝死，颐和佳园施工方负责人
老方死后，他的家人从殡仪馆带回了老方的骨灰盒。问及最后的处理结果，老方的女婿十分懊恼地说：“我们家属在长沙呆了7天，找了多个部门，互相推诿，心都凉了”。最后施工方给出最终答复时，特别强调， “这是补偿，绝对不是赔偿”。
据记者了解，施工方并没有和老方签订劳务合同，这也为老方的维权和赔偿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孤例，在记者调查的多个工地中，不少农民工与施工方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干完一单活后转向另一个工地，结账后两不相欠。他们甚至认为，一旦遭遇意外，就只有自认倒霉了。
对于老方的具体补偿数额，老方的家属显得很无奈：“人都死了，这点小钱有什么用？”。
“长沙速度”的缔造者
颐和佳园楼盘位于长沙城南的洞井镇，这是一个标榜从人文、环境、建筑三个方面体现生态主题的中高档住宅小区。
洞井镇地处大长沙新南城建设的重要板块，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区域。对于老长沙人来说，从某个程度上，洞井镇的发展变迁算得上是“长沙速度”的一个缩影。
原本住着的是低矮陈旧的老式民房，如今，因为政府的统一拆迁，失地的村民被集中安置到颇有现代化气息的新式住宅中。整体拆迁所获得的补偿金，几乎在一夜之间造就了“百万富翁”的神话。
在地产开发商们的宣传促销广告上，颐和佳园等楼盘都被贴上了“升值空间巨大”、“前景无限”等极具煽动性的词汇。
由于工地上大量的务工人员的涌入，加上一些流动人口，这里一度也成为了当地公安部门治安监管的重点地区。
46岁的老谭在这片农民工集中区域，开了一个30多个平方米的小超市兼饭店。
按老谭的估算，在工地食堂吃饭的占四成，在外面店子吃饭的也占四成，工友联合起来买菜自己做饭的占两成。他的小卖部面积不大，啤酒却占据了相当大一块面积。一瓶啤酒、一包袋装的花生米、一份盒饭、一包2元钱的香烟构成了大多数民工的固定消费模式。
为了丰富民工的消遣时光，颇具经营头脑的老谭还搬出了彩色电视机，放置在店子的中央，之外还特意准备了一台DVD光碟机。
每逢夜幕降临时，这条没有霓虹灯点缀的街道便开始热闹起来。坐在老谭的店子里，农民工三五成群，嬉笑娱乐。
除了看电视，农民工们还会在晚上选择到话吧给家人打个长途电话，有的则选择三五工友一起到附近的牌馆玩上一把。只有年纪稍轻的，网吧成了他们最好的去处。
相对之下，门口没有招牌的几个小型诊所则显得十分寂寥、冷清。老谭告诉记者，前些日子，一家没有任何证件的黑诊所被人举报后，遭到了当地卫生部门的取缔。可是，一段时间后，这家诊所又死灰复燃了。
在一位室友眼里，老方平时不太爱说话，省吃俭用，即便当天在床上疼痛难忍，他也没有开口让室友送他去医院抢救，悲剧最终在他的沉默中爆发。
老方的勤俭让其胞弟记忆犹新：“每次领工资，哥哥方彰海除留点生活费外，其余的都全部寄回家”。
“或许，在病痛与辛苦积攒下来的金钱相比，老方更侧重于后者”。工友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一些小病痛，他们通常采取的是能硬撑则撑的态度。
现在看来，赚钱与身体似乎成了对立的矛盾体，但老方却默认了这一残酷现实。
6月9日中午，三个染了发的青年农民工，来老谭店铺前买香烟和矿泉水，对于老方的猝死，几个青年不屑一顾地反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一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老方的猝死，并没有引起工友们太大的震动。多数工友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一行本身就具有极高的风险，他们对老方的去世已经很麻木了。
据国家统计局3月份发布的 《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89.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出《劳动法》的规定。据监测调查，制造业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58.2小时，建筑业为59.4小时。一旦进入工作繁忙的季节，农民工的超时劳动将更加严重。一天十四五个小时连轴转，早已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存状态，对于这样的超时劳动，农民工们早已处于麻木之中。
有人借此认为，这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特别是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对这种普遍超时劳动缺乏监管、处罚不力有关。
老方的猝死，并没有引起工友们太大的震动。多数工友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一行本身就具有极高的风险，他们对老方的去世已经很麻木了。
6月10日，老方的家属为老方在堂屋前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灵堂。75岁的老母亲望着儿子方彰海的遗像，用家乡话细数着儿子生前的种种事迹，忍不住老泪纵横：“儿啊，你怎么走得这么突然啊？”
老方的突然离去确实让所有的家人都猝不及防——老方所用的棺木是留着给老母亲用的。这将又是一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20岁出头的大女儿如今已为人母，她抱着怀里的女儿，回忆说，只要听说她要回娘家，就算外面下很大的雨，父亲方彰海也会跑到很远的地方迎接她们，给她们买最好吃的。
在分水乡的街道上，记者恰巧碰到了正在等车，赶着回广东学校的老方的小女儿，17岁的小方摇着头，长吁短叹：“母亲去年走了，父亲今年又离去了，家里惟一剩下高龄的奶奶，要是下次回家，我还能找谁呢？”。
村庄里，亦没有因为老方的离去，而阻止更多的农民工外出打工。繁华的都市于他们而言，充满了幻彩与诱惑——那是一个淘金的地方，尽管也有一些无法确定的安全因素。
在农村里，一栋栋外表光鲜的楼房，被当作是身份与财富的新象征。这个再也简单不过的想法，成了他们拼命工作的动力之一。有意思的是，待春节一过，这些房子很快就会人去楼空。等到各种需求交织在一起时，施工方通过加班加点来早日完成楼盘封顶速度，民工方通过超时劳动来获取更多的利益价值，这样看上去，两者的关系成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颐和佳园的工地外墙上，悬挂着楼盘封顶时留下的祝福语条幅。机器轰鸣，带着安全帽的工人们仍然紧张地忙碌着。
在他们的努力下，城市里的高楼鳞次栉比，而时时刷新的房价于他们却似一个虚无的梦幻。当记者问及工友，这里的房价几何时，工友们都摆摆手，“我们买不起，知道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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