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0多米高的施工塔吊上缓缓爬回地面，谭勇努力控制着自己发抖的身躯，经过20分钟艰难的下行后，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为了讨回自己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打工的工钱以及36万元的投资，谭勇在塔吊上生活了68天，其间，无数次的劝说都被他用沉默或不满挡回。

    直到8月2日，六盘水市政法委副书记刘勇坤“用40年的兵龄担保能拿到钱”，曾经在北京当过4年兵的谭勇才选择“相信一个老兵的话”，回到地面。

    巨额工钱要“打水漂”

    8月3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见到了在六盘水市“解决后续事情”的谭勇，和刚从塔吊上下来时半长发、满脸络腮胡的照片相比，平头、刮净了胡子的他更显清爽。回忆自己在塔吊上68天的经历，谭勇形容是“失去自由的痛苦，和坐牢没两样”。

    在接听四川巴中市电视台记者的电话时，他反复强调“不是想给家乡丢脸，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要回辛苦钱”。

    谭勇之前从未想过，自己会用这样极端的方式讨要工钱。2009年以前，他在昆明打工时，每个月四五千元的收入，足够让他养活在农村老家的妻儿。

    2009年9月，谭勇和130多名农民工老乡，跟着农民工领头人何林太来到六盘水“水都高速公路”的建设工地打工，在收到每月7000元工资的承诺后，谭勇抵押了老家的房子，投资30多万元参股购买施工设备，以求工程结束后的分红。

    噩梦由此开始。从2009年9月到今年春节，谭勇只拿到了2000元工钱，今年春节后，工友们投资的施工设备又发生纠纷，眼看着自己36万元投资和已经拖欠的约10万元工资要“打水漂”，谭勇和工友们开始四处讨薪、上访。

    直到今年5月25日，谭勇和工友们又一次到工程建设项目部结算工钱无果，“绝望了，胸口像鼓了一坨大包，压着。”谭勇说，只记得自己在天黑前回到了离工地50米的宿舍，在3楼的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里，他呆呆地坐了3个小时，饿着肚子，躺在了床上。

    这一夜，谭勇没有合眼，他反复念叨着一句家里老人常说的话：“铺路修桥是积德的事”。他越来越想不通，做一件积德的事为什么会面临血本无归的境地？他筹划着用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式，让自己的遭遇被更多的人关注，“特别是让政府领导关注”。

    讨薪无果，他们爬上塔吊

    5月26日天刚亮，谭勇走近工地上的施工塔吊，在他的脑海里，只要能爬上这个40多米高的铁家伙，用不了两三天，自己的事就能引起重视，并被解决。

    环视一周，没看到人，谭勇开始向上爬。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爬塔吊，他不知道40多米到底有多高，不知道在上面是什么感受，甚至不知道上面那个操作舱到底能不能容下自己躺在里面。

    40多米的高度，谭勇一直不敢向下看，不断出汗的手死死抓着护栏。直到走进操作舱，谭勇才第一次试探着往下看。

    “底下都是熟悉的建筑材料，只是从来没有在这个角度看过，晕。”谭勇说。

    半小时后，发现谭勇的村民陆续围了过来，有的村民一边朝谭勇喊话，一边打电话报警，有的竖起食指，朝谭勇指指点点。

    农民工领头人何林太赶到现场时，第一件事就是向谭勇大喊“钱不重要”。

    坐在操作舱里的谭勇用沉默回答着周围的一切声音，仅仅用眼睛瞟了何林太几眼。环视四周时，他发现另一位工友张刚爬上了另一台施工塔吊，那一刻，他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谭勇说，刚刚爬上塔吊的那个上午，自己在某一个瞬间有过跳下去的念头，但立马就打消了，因为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但塔吊下面的人担心的，正是怕谭勇“做傻事”。

    一场心理拉锯战在塔吊上下展开，塔吊上的谭勇一直沉默，塔吊下的人试图让他说话，发泄出心中的不满，甚至给他打手机。每次手机里传来谭勇的三言两语，都在说“谁也不相信”。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政府，有大官来了，就会说公道话。”谭勇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个党员，谁值得相信，我有判断能力。

    直到26日晚上，谭勇只喝了几口水，没吃任何东西。那一夜，在不到1平方米的操作舱里，他把一米七的身子蜷缩成一团，顶着高原上刺进骨头缝里的寒风，睡到天亮，“醒来时身上几乎没什么知觉”。

    第二天，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领导和当地政府的领导赶到现场，劝说谭勇的表态是“由政府先出一些钱帮他渡过生活难关”。

    “我不要政府的钱，政府又没欠我钱，老板欠的老板还。”谭勇的倔强，让第二天的劝说依然没有进展。

    直到27日中午，4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的谭勇还没有饿的感觉，大太阳底下，他脱掉了上衣和长裤，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塔吊横梁下的阴凉处。

    这一天，老乡杨永明开始掏自己的钱买粮食，给谭勇和张刚送饭。

    走下塔吊，维权依然在继续

    事情没有谭勇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每天都有人劝说他下来，但都没有他满意的答复。第四天，一个领导的车队从塔吊前面的路上呼啸而过，让他又一次“很绝望”。

    一直到在塔吊上生活了近两个星期时，他感觉自己精神和身体上都很难再坚持了，头一直晕乎乎的，开始迷茫。

    让谭勇坚定要不到钱不能下去的，是他接到妻子生病住院的电话，那大约是他爬上塔吊的第20天。

    病痛中的妻子让他赶紧拿钱回家治病。在40米的高空中，他不敢告诉妻子自己当时的处境，搪塞说正忙着收钱，听着妻子长长的一声叹气挂了电话，谭勇痛哭了一场。

    “妻子看病的钱是丈母娘卖了两头猪凑上的，拿不到钱，我怎么有脸回去？”回忆当时，谭勇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后悔到贵州来打工，自卑自己赚不到钱。”

    谭勇说，在塔吊上的两个多月里，他逐渐习惯站在40米的高空向下小便，习惯把塑料袋里的大便远远地抛出去，还有两次趁着夜深人静时溜回地面，到附近的小溪里匆忙洗个澡。

    每个周一到周五，谭勇的情绪会好一些，他盼着相关部门正在开会研究解决方案。每到周末他就情绪低落，因为周末大家不上班。

    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中，谭勇在塔吊上度过了68天。第69天的中午回到地面时，迎接他的刘勇坤，拍着他的肩膀，给了他一支烟，从不吸烟的谭勇吸了两口，猛咳了两下。

    8月3日，谭勇的账户里有了46万元，其中10万元可由他自由支配，另外30多万元尚处于冻结状态，谭勇得到的解释是，等所有纠纷理清楚时，再解冻剩余款项。

    后来，谭勇得知，同样爬上塔吊的工友张刚和给自己送饭的老乡杨永明，被六盘水市警方带走。

    记者了解到，直到8月30日，张刚和杨永明依然没有释放，另外有100多名农民工共计400多万元的欠薪没有到位。

    目前，四川省巴中市特派代表、巴中市政府民工维权救助中心副主任王晓荣已经在六盘水、北京进行了19天的协调工作。

    王晓荣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他目前的工作一是做好滞留民工的安抚劝导工作，不让他们再有过激的行为发生；二是依理合法协调有关方面解决欠薪问题。

    王晓荣表示，在各方推动下，8月31日，讨薪的农民工代表将和高速公路建设承包方再进行一次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