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中国消费不振是因为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陷，因此社会没有建立一张安全的网，从而约束了家庭的消费欲望。从这个角度开出的药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领域，如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需要改善税收体系，增加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当然，对于当下功效最为显著的可能是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根据测算，目前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50％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550 亿元。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仍集中二次分配改良，本质上只是在政府模式纠错中“打转转”，依然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本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难以调整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消费决定于收入，收入决定于就业，而就业决定于该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只要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驱动，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力过大，企业的增长不跟就业挂钩，收入分配问题根本没法进行实质性调整。初次分配包括资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个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比重占的很高；而当前企业的高利润是源于很多企业的垄断利润，而目前市场结构面临难以调整的困境。若企业的增长不是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则会出现就业的相对不足，工资收入的增长不足，劳动收入占比根本没法调高。

“想要中国老百姓消费太难，扩大投资是次优选择”——这只是一种政策解读，并不代表经济学意义的逻辑。“高投资必然高储蓄和低消费”。因为投资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要素）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的话，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 年的174 亿美元上升至2008 年的4400 亿美元，占GDP 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周而复始。如果沿着高储蓄的“悬河”继续走下去，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越来越高，而消费率还会越来越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使中国实现消费转型的关键在于初次分配，而这决定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则远远不够。扭转这一趋势的根本只能靠经济模式的彻底转型。未来，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打破金融垄断，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 可以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我们相信政府的睿智，很欣喜的看到，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力度，加快垄断部门改革列入了下一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