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期看，中国2011年会有较大规模的失业，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未雨绸缪

　　【背景】近来，有关“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是否真的到来的争论频频见诸报端，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争论的双方都不能否认，目前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已从1990年代初的25岁，上升到目前35岁，接近日本在19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一些学者估计，中国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也仅余5000万左右，而且多数处于内地。

　　随着劳动力市场发展日趋成熟、供给的“缩水”，劳动力成本逐渐升高。

　　近期，继富士康与本田后，更多厂商的工资标准也被迫调高。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由于劳动力供给紧张，提高薪酬的压力最为突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东南沿海地区迁移到中西部地区。

　　无论是从劳动力构成看，还是从劳动者收入、企业类型和地区分布看，中国劳动力市场都在经历结构性的转变。短期内，这种转变的变化趋势如何？长期看，这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刻。一方面，随着消费（尤其是中低端消费）上升，资本品的需求提升，中西部经济和整个服务业得以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也意味着资本回报率下降、长期通胀压力上升，放慢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从短期看，中国在2011年依然面临较大规模失业的压力，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未雨绸缪，提高预见性。“如果中国政府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联度在减弱，等经济增速下滑后再调整，政府决策反应滞后的风险会甚于2009年。”

　　尽管从长期看，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但在短期内，至少在2011年下半年，中国仍可能面临较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据哈继铭估算，中国GDP每增加1%，新增就业近110万。若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7.5%，则新增就业机会仅略高于800万。

　　但是，2011年中国就业需求将高达3900万人。2011年高校毕业生约为758万人，加之农村还需转出600~700万个剩余劳动力。而随着四万亿投资项目的结束，从事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近2500万人也不得不寻找新的就业岗位。

　　这意味着，2011年中国可能新增失业人员约3100万，加上目前近900万的城镇失业人员，中国城镇失业人员可能高达4000万。

　　哈继铭警告称，届时中国政府即使再次刺激经济，其刺激能力也大不如前——因为财政赤字已大大高于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同时，2009年的信贷大幅扩张多流向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实际的政府债务负担也大大增加，削弱了再次使用财政和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能力。

　　哈继铭同时认为，从长期看，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有利有弊。

　　在他看来，中国劳动者报酬仅占GDP的39.7%，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低位。伴随工资的加速上升，这一局面有望变化。因此，中国目前偏低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将上升，降低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增长也更为平衡。

　　劳动力成本升高引发制造业企业向内陆转移，将有力带动内地经济增长，使得区域增长更加平衡，内地的房地产与服务业也会因此受益。此外，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将更倾向于用资本品替代劳动力，这也会使得机械设备行业获益。

　　但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值得关注。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上升，将挤压资本在经济成果分配中的比例，导致资本回报率降低，因此降低企业盈利。尤其是最近两年，中国技术进步速度已明显放慢，企业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去消化不断上升的成本，企业利润将被明显挤压。

　　从宏观层面来看，短期内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对通胀影响较小。这是因为，目前的工资上涨多发生于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这些行业产品大都属于国际定价，企业暂时很难将成本上升传导到最终产品上，只能通过迁移内地来降低人力成本。

　　从长期看，劳动力供给偏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将“拖慢”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预计2015年中国抵达劳动力供求拐点后，全国范围的跨行业的工资上涨必将涌现，加之城镇化的推进，将进一步降低可用耕地面积，多项因素共同影响，必将导致通胀压力显著上升。

　　哈继铭进一步推测，这一局面“很可能对股市表现不利”。中国劳动者的崛起过程，尽管对其中的部分板块，如中低端消费品、服务业、机械设备行业，以及中西部板块有利，但整体来看，对股市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