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更须维权的目的,是希望能确认与大洋公司的劳动关系
将近60岁的河南孟津县农民赵更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感觉到死亡之神的临近。
他身患“尘肺病”,却不能得到针对性治疗,现在正通过法律确认和打工工厂的关系。而他的两个同样病症工友已经离世而去。
“尘肺病维权太难了。”赵更须说,“难道厂牌等证据真的不能证明我们和工厂的关系吗?”
■商报记者 王向前 文/图
惊
一说话胸部就剧烈起伏
躺在孟津县中医院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即使这样,赵更须一开口说话,胸部还是剧烈起伏。
“不行了,我这身体是彻底跨了。”说这句话,他费了好大劲。59岁的他,身染尘肺病。
病床头,是一份今年3月17日的职业病诊断书,对他诊断结论是“三期尘肺病(矽肺)”,盖有“洛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诊断专用章”。
胸片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两个肺布满白色的点,密集成一张网。
要是不能及时有效洗肺治疗,以后,这些点会聚集成一块块硬的疤痕,使他的肺像石头一样硬化,最终无法呼吸死亡。
患上尘肺病有一个过程。赵更须说,他是在老家附近的洛阳大洋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下简称大洋公司)打工得上的。
1999年,在家务农的赵更须来到该公司清砂车间做工,戴上公司发放的防尘口罩,一干就是六七年。
“清砂要用机器打磨原料,环境不好,粉尘很大,几乎看不见人。”他说。
2006年前后,他开始感觉身体不舒服,咳嗽,压气,胸闷,有时竟喘不过气来。
到医院检查,医院按照肺结核开药治疗,但病情不见好转。
治病中,他听说在同一车间工作的其他两个工友也有类似病症。于是,大夫的建议引起他的重视。
此前,曾有大夫建议赵更须到职业病诊断部门看病,因为他的病症和“尘肺很相似”。
大夫一语言中。
痛
两位工友维权中先后去世
手拿职业病诊断书,赵更须诉说疾病带来的痛苦。但与两个工友相比,他还算幸运。
“我比他们命大,他们都先走了。”赵更须说,“本来我的病比他们还严重,要不是我身体好,说不定也撑不到今天。”
他的这两个工友,一个叫李怀珠,1950年人,一个叫赵敬奇,1957年人。
打听到病情相似后,去年初,三人坐到一起,讨论是不是得了职业病。
职业病需要专门部门诊断。在家人搀扶下,三人到相关部门看病,可诊断部门要他们出具“在大洋公司工作的证明”。
大洋公司没出,他们没有做成诊断。
但他们不甘心,四处向政府部门求助。当他们又一次来到洛阳市卫生局求助时,严重病情震惊了领导,领导当即打电话,“特事特办”让做诊断。
这是个好消息,可赵敬奇没能等到这一天。在离诊断一个月的今年2月5日,赵敬奇病故了。
“我老伴硬是被肺病折磨死的。”赵敬奇妻子张莲月说,“虽然没有诊断证明,但肯定是尘肺病。”
赵敬奇生前在孟津县人民医院放射科做的胸片写着:“两肺上野大部可见密致较高”。
而李怀珠,赶上了职业病诊断,“二期尘肺病(矽肺)”。他女儿李晓茹说,洗一次肺要几千块钱,因为没钱洗肺,父亲一直得不到有效治疗,今年7月去世。
伤
打官司一审遭遇败诉
触景生情,听着张莲月、李晓茹诉说亲人病亡前后情景,病床边赵更须儿子赵金强忍不住想哭。
他说:“我父亲的病比他们还严重,要是不抓紧时间治疗,也熬不了几天了。”
赵更须称,2006年至今,自己天天吃药,七次住进医院,家中已是债台高筑,穷得让人瞧不起,连两个已到结婚年龄的孩子,都没有人敢上门提亲,更别提再让孩子花钱给自己看病。
尘肺病属于工伤,可以得到救助和补偿。早在去年4月,三人就向孟津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由于他们没和大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伤认定被以“劳动关系有争议”驳回。
随之,他们向孟津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要求确认和大洋公司的劳动关系。
他们提交了在工厂工作的厂牌、部分工友证言、每日工作量报表等证据。同样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孟津县仲裁委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12号文件《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规定,没有支持他们。
“我们不服裁决,起诉到法院后,孟津县法院也驳回了我们的请求。”赵更须说。
孟津县法院认为,三人在大洋公司期间,未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按其所在车间或班组统计结果,依据劳动量领取劳务报酬,不足以证明其受大洋公司制定的用工登记制度、考勤请假制度、工作时间制度、任务分配考核制度及工资制度等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约束;也未参加工伤等社会保险,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三人提供的厂牌等,只能证明三人在公司干过清砂工,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几番折腾下来,只剩赵更须一个人,还在生死线上,为“劳动关系”奔走。
他不信自己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和公司的劳动关系,又上诉到洛阳市中院。今年10月,洛阳市中院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程序不当”为由,撤销孟津县法院判决,发回重审。
公司回应
若法院认定,会积极赔偿
如果安全措施得当,尘肺病是完全可预防的。三人工作情况如何?
12月10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孟津县宋庄开发区的大洋公司。三人曾工作过的车间里,高速运转砂轮在一小管水浇灌下,切割着一件件原料。工人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口罩站在一旁操作。
一程姓工人说,公司一个月发两个防尘口罩,每天更换一次里面的过滤纸,“对工人要求很严,口罩安全帽都要戴,还要进行安全教育”。
公司委托人杜春亭则称,工厂建成时车间就通过了环保部门测评,除尘设备都是按标准安装的,并拿出一沓验收材料。
但省总工会人员指出,如果工人没有遵守安全条例,摘掉口罩工作,或者公司更换除尘口罩及过滤纸不及时,工人还是有可能感染尘肺的。
现今,面对赵更须等人维权,公司又有何解释?“公司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正在积极应对此事。”杜春亭说。
据他介绍,大洋公司工作人员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技术管理等人员,是以劳动合同方式存在,一是辅助性岗位,属于“闲了就来,忙了就走”的临时工。
而赵更须等三人,就属于临时工,“他们三个来工厂打工时都四五十岁了,是附近村民,公司如果招正式工会招这般年纪的农民吗?”杜春亭反问。
至于三人提供的工作量报表,他说这是公司内部承包结算单,不能作为公司正式职工证据,厂牌也只是方便工人出入。
赵更须曾经的班长潘小阳也说,这些人在车间打工时,“想来就来,有事想走就走,不受请假制度限制”。
杜春亭解释,公司之所以不承认和三人的劳动关系,还在于他们有证据显示,赵更须在来公司前,就在窑厂打工,2005年离开公司后,还曾外出打工,所以还不能确定他的病就是在公司期间得上的。
“我们是负责任的,公司愿意以法律为准绳行动。”杜春亭说,“如果法院认定公司有责任,和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决不回避,会对他们积极赔偿。”
专家观点
谁制造后果,谁就应承担责任
目前,该案件处于孟津县庭前调解阶段,如果调解不成功,将择日重审。而就在几天前,大洋公司也为赵更须垫付了2万元的医疗费。
这些进展,都让赵更须看到了希望,但他和记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还是“职业病维权,真的很难”。
国家权威部门统计,我国共有10大类115种法定职业病,其中尘肺病占职业病人总数的72%,主要和吸入粉尘有关,随着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李涛认为,目前国内很多企业用工不规范,但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工只能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根本无法要求企业主提供职业健康保护和劳动合同,地方政府又监管不力,导致问题频出。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政府部门的连环失职,最终导致了农民工职业病危害事件的发生。”他说。
不久前,继3个月前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不久,深圳149个农民工也因“尘肺病”维权难成为全国热点。对此,多次参与全国“劳动关系研讨会”的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黑启明建议,谁制造后果,谁就应承担责任。他说,要对任何试图逃避责任的行为,做出严厉惩罚,对失职政府部门问责,这样患病农民工维权成本才能降到最低。
省总工会人员称:“新劳动法实施已两年了,企业用工不规范情况还是大量存在,只有职能部门把这个窟窿补上,工人权益才能得到保障,赵更须等人的遭遇,才不会上演。”